农村“草根性”社会工作创新发展

时间：2017-08-08 16:01:32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以东北农民志愿者的自助实践为中心

内容提要：在当下中国农村空心化、乡村缺乏发展能力的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作为反贫困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专业手段备受关注。但在具体的介入实践中，由于存在外在性、非持续性、专业霸权性等特点，使得农村社会工作出现无视乡村历史文化脉络和权力关系的“文化识盲”困境。“草根性”农村社会工作模式是克服这一困境的有益尝试。该模式是在乡村农民志愿者开展公益性社区互助活动基础上概括而成，重视挖掘乡村内部新乡贤、农民公共组织在开展富有草根性、自助性、公共性的公益行为方面的主体性优势，先营造适合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村庄公共性环境，再推进专业社工培育农村公共人才的规范化建设，为农村可持续性减贫与发展提供内在驱动力。

关键词：农村社区自助农村社会工作内生发展乡村公共精英

作者简介：芦恒，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芦恒，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研究方向：公共性与社会治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CSH076)。

随着中国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并行极速发展，张力十足的城乡关系使得中国农村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也衍生出农村公共文化衰落、连片贫困、留守群体弱势化等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在此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新型农村社会治理的介入力量备受关注。201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等19个部委和群团组织联合发布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提出要采取多种方式培育农村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力量，推动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特别强调社会工作在农村精准扶贫与精准治理方面的重要性。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高校专业社会工作者等各方力量进行了农村社会工作的有益探索，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出现了文化冲突、形式大于实效、权力不对等问题。笔者认为，农村社会工作欲成为精准扶贫与乡村治理的重要法宝，必须“里应外合”，即在重视挖掘乡村精英、农民公益组织等农村内部主体性优势资源的基础上，再配之以外部的专业化理论指导，才能有效促进农村社会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一、农村“空心化”背景下农民自助实践再认识

目前中国乡村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议题基本都是在农村“空心化”的背景下展开。从早期的地理学和经济学关注的农村土地、集体经济等物质资源“空心化”①，再到社会学、政治学关注的城市化背景下人口流动导致的农村人口“空心化”②，学界大体认为农村“空心化”带来了诸如耕地流失、环境破坏、精英衰落、基层社会治理真空等社会问题。农村“空心化”的提出并非仅仅为了揭露当今农村千疮百孔的衰败景象，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种反思城乡发展和中国现代性的新视角。“空心化”并非只是一种管窥农村各类缺陷的“问题视角”，更是一种立基于强烈问题意识的建设性视角。在探讨农村为何“空心化”之外，研究者还应在“历史延续性”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框架下挖掘和激活农村自身潜在的各类优势。当代中国的乡村不仅只有沧海桑田般的变迁，而且还有社会文化的延续性。正如张世英强调的，“历史的非连续性本身就包含连续性。历史的发展并非某种故步自封的东西按原样再现和重演，历史上过去了的东西总是在后来的或今天的新情况下以新的角色出现……历史上新与旧的交替、更换(非连续性)同时又是对新旧间界限的冲破和新旧间差异的融合，而这正可以叫做连续性。”③当今中国农村存在“变”的同时也存在“不变”。如何激活农村“不变”的优势资源，是笔者团队近几年研究的重点，为此我们致力于挖掘农村“空心化”背景下农民仍然能够做到自我互助、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范例，分析其积极的乡村治理与社会整合意义，探讨其背后隐含的作用机理与内部规则。

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来看，中国乡村具有浓厚的自助传统。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实际上也内含有熟人社会的“自助”之义。“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④农村社会是熟人世界，这就决定农村存在自助和互助的传统，农业生产、村落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文化活动、精神慰藉等都依靠农民自身或者亲属、邻居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目前，农村自助实践主要有两大载体：一是农村老年人。在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的背景下，留守的老年人不应被简单视为城市化的被动群体，而应被当作积极推动农村自助实践的重要群体。“当代中国老年人既是弱势群体，又是独特的优势群体……他们有经验优势、知识优势和道德优势，有吃苦精神，也有奉献精神，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⑤。二是新乡贤。乡绅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自我良性运转的关键性力量。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体现出“国家—乡绅—农民”的内在结构，乡绅作为官民之间的缓冲地带，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新时期农村治理与美丽乡村建设中，除乡村基层干部之外的具有技术、经济、道德权威的民间新乡贤，承继了传统社会乡绅的功能，成为促进村民自助、乡村公共建设的重要群体。“‘新乡贤’社会力量的凝聚，恰恰抓住了建构乡村内驱力的关节点。他们是一批有风险精神的现代精英，从乡村走出去的他们回归乡土，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财富以及文化修养和道德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和治理，既是乡村社会文化建设的主导力量，也是发育和培养乡村社会发展内驱力的根本所在”⑥。

1.农村自助实践的范例介绍

本文试图通过介绍一个以老年人和新乡贤为主体开展农村自助实践的经典案例，强调在农村“空心化”背景下积极挖掘农民自助实践的重要意义。近几年，我们一直关注吉林省扶余市农民志愿者协会的成长与发展历程。该协会全部由土生土长的农民组成，核心人员以老年人为主，规模达到3000人，分布在60多个行政村。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依靠个人善行带动的萌芽阶段。吉林省扶余市肖家乡王家村普通村民张利，男，63岁，初中文化程度，虽然是一介农夫，却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着迷，精通儒家文化，喜好书法、绘画，在远近村落拥有较高的文化和道德威望，各村若有重大庆典都要请他去讲话或写对联，哪里有矛盾冲突也会请他调解。曾经在2013年作为全国乡村基层调解员的典型，接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采访，此后影响力倍增，村民都亲切地称其为“张老师”，可谓是村干部之外最德高望重之人。从20世纪80年代起，张利开始宣讲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结合农民的日常生活实际，在田间地头或者乡村婚丧嫁娶等公共活动场所，对农民进行儒家的五伦八德⑦和佛家的善恶观念教育。除了宣讲传统美德，张利还身体力行，主动帮助本村中有困难的群体，多次从经济上接济生活有困难的家庭，主动维护村里的街道卫生。在他的宣传和感召下，有一些村民开始行动起来，协助张利开展互帮互助公益活动和传统道德宣传活动。此时的志愿活动尚处于萌芽阶段，部分村民只是在张利个人魅力的感召下参与公益活动，公益活动的规模很小，参与其中的基本上是信仰净土宗的佛教徒，仅仅出于佛教积德行善的朴素目的来进行公益活动。

第二阶段：形成小范围集体共识的发展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别人志愿行为感染下积极开展助人活动，自发建立农民道德讲坛，创作小品或舞蹈弘扬儿女敬孝、互帮互助等传统道德。张利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广泛，社会威望不断提高，逐渐由普通村民转变为新乡贤。所谓乡贤即在本地有一定声望和社会地位，自身在某一方面有突出贡献和才能的地方性人才，而新乡贤更强调一直生活在本地从未离乡离土的非官非仕的民间能人。在这种情况下，张利带领王家村村民建设村屯，号召村民进行捐款，修整道路，在村口立起迎宾门，对道路两旁进行绿化。张利还带头捐款，共集资近80万元，将村里一个养猪场改建为占地5000多平方米的文化大院，组织村民开展文体活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此时，张利的影响力已不止于佛教徒，非信教群众也深受其影响，自觉加入进来。他们把村庄视为家园，产生了建设家园的“公共意识”，村庄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一种超越小农意识的集体共识和公益氛围。

第三阶段：开展大范围公益行动的成型阶段。随着王家村社区自助活动的不断发展，其影响力逐渐向外村扩展，社区自助的形式被广泛采纳，省会长春市高新区黑嘴子村委会书记还组织人员来参观学习农民自助经验。王家村社区自助活动也引起了扶余市政府的关注。2011年5月，扶余市党委宣传部联合张利正式成立了“扶余市农民精神文明志愿者协会”，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与组织架构。借助政府的行政动员能力，农民的自助实践开始打破村庄的界限，逐步形成一种无边界的社区自助活动，志愿者协会很快由几个农村社区推广到30多个行政村，“志愿服务”的概念和意识被引入到农民的自助实践中来。其中扶余市公园的义务劳动成为了标志性事件。由于扶余市属于县级市，对于市区公园绿化的公共拨款有限，园内尚有部分花圃区等待补植花卉。以张利为首的农民志愿者协会，事先组织农民在自家后院拉大棚义务培育3000株花苗，并动员近500名农民(包括孩子)于2015年5月30日到扶余市公园义务栽种花卉。笔者全程参与了该活动，目睹各村农民自发开着农用车和水车凌晨出发，秩序井然地赶往市区公园。中午公园管理处提供盒饭，饭后大家用自备的塑料袋收拾垃圾。公园管理处主任赞叹道：“没想到农民觉悟这么高，能从田间地头热炕头走向全社会，标志着农民志愿服务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活动。”⑧这个“划时代”的公益活动，标志着农民自助活动的范围从自助服务村庄的“小公益”，扩展到服务全社会的“大公益”。

2.农村自助实践的社会效果

如前所述，农村社区自助是在多方力量推动下的一种渐进的实践活动，从表面来看，整个发展历程主要体现在活动规模的扩大、活动内容的丰富以及活动形式的组织化，但其中却蕴含着更深层次的全方位变革。

首先，乡村社会认同的重构。社会认同理论的创建者Tajfel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⑨简言之，社会认同的核心内容是关于我是谁的认识(知)，以及在不同情境中应该如何去做(行)。吉林省扶余市农民志愿者不断兴起的过程可视为农民社会认同重构的过程。它改变了农民的个体身份认同，同时也转变了其行动价值理念。

一方面，自助行为促使农民的个体身份认同发生改变。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村民从集体的生活中逐渐脱离出来，日趋原子化的村落环境使村民开始站在理性经济人的角度计算在日常村落公共活动中的得失，不管是婚丧嫁娶还是社区公共活动，首先考量的是个人利益或者小家庭利益。此时，村民的身份认同是孤立的个体或者是小家庭伦理关系中的父亲、儿子、丈夫等。新乡贤张利的个人善行与道德感化使部分村民的个体认同转变为积德行善的佛教徒。这种认同本质上是小团体认同，开展小范围的自助活动。随着社区自助活动发展到第二阶段，个人善行也扩大化为社区建设活动，在多次捐款和修路活动之后，人们的身份认同由小圈子的佛教徒转变为“村民”，认同自己是村庄的一员，对农村社区的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提高了社区的归属感，实现了农民的再组织化，重新建立起集体认同。特别是大规模的志愿行动打破了村庄之间的界限，村民的个体身份认同正朝着“公民”转变，不局限于建设服务于自身生活的村庄，而把这种责任延伸到其他与自身生活并不直接相关的全体社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公民身份”认同的转换并未完全成型，但整体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另一方面，自助行为促使农民的价值理念发生改变。总体而言，中国乡土社会里的农民大致遵循一种“公私定律”，以自己、家庭为核心由内而外推出“小私”—“大私”—“大公”。“小私”是指个体或者家庭，这部分利益在行动中将得到优先满足。“大私”即家庭之外的超越个体和家庭的农民认同的行动单位，通常指村庄或者宗族。相对于“小私”而言，也可以称之为“小公”。而“大公”则指的是整体的国家社会。⑩遵循这个分析框架，很容易发现扶余农村自助活动的行动逻辑的改变。伴随着农民个体身份认同的转变，其行动的价值理念也在不断重构。最初的个人善行的行动逻辑遵循的是佛教观念中的“善恶因果论”。在宗教观念的影响下，个人行为虽然客观上对社区起到积极作用，但实质上也夹杂着“为己”的私念。正如村民赵某所说，“那个时候就想，不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做好事肯定有好报了”(11)。当村民的身份认同转变为“村民”时，宗教观念的动员作用不再明显，村民的“家园意识”日益觉醒，由为己的“小私”拓展为“为村”的“大私”。正如村民王某所说，“我们自己捐钱修路、种花栽树，进行村庄建设是需要拿不少钱，可这也是建设自己的村庄，这个钱花得值”(12)。进而在规模化志愿行动阶段，“志愿精神”的引入使村民逐渐产生出公益观念，指导农民为整个社会服务的公民意识也随之觉醒，扶余市公园的义务劳动标志着由“为村庄”的“大私”转变为“为社会”的“大公”。

其次，乡村公共空间的重构。公共空间的概念最早由阿伦特提出，哈贝马斯在其研究基础上，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之间的社会领域。(13)根据哈贝马斯的定义，我们可以将“乡村公共空间”理解为介于村民个人家庭等私有领域与国家公共权力之间的一个共有领域。这个共有领域是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在其中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场所，以及在这些场所中产生的一些制度化的组织和活动形式。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公社集体化时代，“公共空间漫布于村庄的毛细血管之中”(14)，通过公社集体劳动的形式将村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因此，村民可以在村口的食堂、劳动的田地、自家的炕头上讨论公共事务和公共话题。公社时代的消失也使得这种行政嵌入式的公共空间不复存在。而扶余市农民的志愿行为则实现了当地社会公共空间的重构。公共场所是农民共同活动的场地，具有地理和社会的双重意义。从存续时间的角度进行划分，可分为临时性公共场所和永久性公共场所。具体到扶余市案例，乡村的公共场所一直存在，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在社区自助实践发展的早期，农民志愿者将自己的“家”(屋内大炕和外院)确定为开展集体学习和文娱活动的场地，由于活动地点经常更换，所以这时的乡村公共场所是临时性的。2009年，张利在王家村集资修建文化大院，村民永久性的公共场所开始出现。2011年正式成立的农民志愿者协会，拥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和会议室。同时，政府财政支持在具有志愿者分会的村庄修建农民活动室，永久性公共场所不断增多。永久性公共场所的建立，使村民间的横向联结日益密切，可以在共同的活动场所自由交流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开展文娱活动，对社区的认同度和社区建设的参与感不断增强，进而培育出农民的集体认同观念，影响和改变着自身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

再次，形成新型农村权力结构。权力结构是指因权力分配而形成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依赖这种关系所形成的权力体系。(15)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逐渐建立起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在理想设计中，村委会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代表村民行使自治权力，而村党支部的权力来源于国家，代表行政权力，从而建立起国家公权力与自治权力良好互动的权力体系，基本消除传统中国乡土社会中以长老、宗族为代表的“教化权力”的影响。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为了应对庞杂琐碎的行政性事务，村委会组织很大程度上被自上而下的行政层级治理体系所吸纳，扮演了国家行政体系“末梢”的角色。(16)以农民志愿活动为标志的农村社区自助实践则带动新乡贤等公共精英走上乡村治理的舞台。具体到王家村，村民在“村党委书记迟迟不任命，村委会主任不管事”的情况下逐渐丧失了对村两委的信心。在农村的社会环境中，“道德——既是理论意义上的，又是伦理习俗意义上的”(17)，受传统的家族观念的影响，农民眼中的精英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德高望重”，只有一定年纪且有较高的文化素质、道德素质的人才有可能被农民认可。张利恰恰具备这个条件。因此王家村村民非常乐意找张利帮忙处理日常生活事宜，比如家庭矛盾、孩子辍学、丈夫赌博等问题。张利借助自己的文化素养，宣传传统伦理道德，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社会声望不断提高以至于超过了村委会。在这种新型乡村公共精英的倒逼之下，王家村村治结构发生改变，村委会主任也不得不做出改变，开始支持张利的做法。虽然张利主观上不愿担任村长职务，但实际上王家村的权力核心已经导向张利，整个社区权力的核心由村委转向乡贤精英，形成了乡村官民之间的中间缓冲地带，构成“村委会—公共精英—农民组织—农民”协作共治的权力结构，多元主体共同促进乡村和谐发展。

二、自助实践基础上农村“草根性”社会工作介入的契机

以农民志愿行为为主的社区自助实践，其社会影响早已不局限于志愿行为本身，对村庄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治理结构等方面均造成了深远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内生性的农村自助行为表现出了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潜质，为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经验和新的路径。

农民自助实践蕴含着社会工作要素。钟涨宝将农村社会工作定义为“专业社会工作者与其他农村工作者合作，以农村社区为基础，在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的指导下，运用专业方法，发动村民广泛参与，增强农民和社区的能力，在预防和解决农村社区问题的基础上，提高农民福利水平，最终实现农村社区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18)。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农村社会工作的构成要素主要有社会工作者、受助者、社会工作价值观以及助人活动，扶余市农民志愿行为基本上具备了上述要素。若将其发展历程看成一场自下而上的草根社会工作实践，那么，以新乡贤为主的精英群体实际上担任了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推动农村社工实践的不断发展。此外，随着志愿活动的兴起和发展，农民广泛地加入其中，此时受助者与社会工作者的角色相重合，普通农民既是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同时也是提供服务的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的赋权理论和优势视角都强调关注案主自身具备的优势，让其充分参与到社区发展的决策与行动之中，实现“自己服务自己、自己帮助自己”的目标。以此来看，扶余市农民在新乡贤等精英的引导下，实现了赋权增能与自我服务，切合赋权理论与优势视角的目标。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助人自助与利他合作。“助人自助”是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理念，一方面强调受助对象具备帮助自己、改善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主张帮助他人亦是帮助自己提升素质和道德修养。扶余市农民在持续性的助人活动中逐渐营造互帮互助的公共氛围，使农民之间相互协助成为可能，这种集体性的互助活动也体现出“合作”这一专业价值。同时，社会工作者为他人提供服务应超越个人利益，其动机应是非功利性的。扶余市农民志愿者由关注个人私利的“小私”逐渐拓展为服务村庄的“大私”，甚至有向为社会承担责任的“大公”发展的趋势，他们的服务活动已超越个人和家庭的私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工作利他主义的专业价值基础。

其次，公共空间里的助人活动。社会工作的开展是一个完整的公共性实践过程，需要通过一种公共空间内的社会互动来实现预期目标。社区社会工作更是如此，只有具备一个居民认可的公共空间，才能为解决社区问题、参与社区建设提供居民互动的场域。王家村文化大院的建立依靠的是全体村民共同出资、集体出力，建成后对全体村民开放，村民在这个公共场所中进行各种公共活动，不断培育出社区归属感和家园感，集体意识的增强反过来使村民有较强的意愿开展集体性的助人活动，包括慰问敬老院、扶助村中鳏寡孤独等。因此，这些公共空间中进行的公益助人活动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工作实践。

三、农村“草根性”社会工作的特性与启示

1.农村“草根性”社会工作的特性

近年来，我国农村社会工作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这是农村“空心化”、农村道德价值流失以及社会支持体系弱化等给社会治理者带来新“乡愁”的客观形势倒逼的结果，(19)体现出“后发外生性”的发展轨迹。目前中国农村的社会工作主要有三种典型模式——江西万载模式、湖南湘西模式和云南绿寨模式。江西万载模式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社会工作模式。2007年5月，国家民政部确定万载县为首批社会工作服务推广试点县。陈晓平将其总结为“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全民共建”的发展模式。(20)中长期的政府主导使该模式充满浓厚的行政色彩，农村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发展受到制约。湖南湘西模式源于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为学生创建实习基地的需要，是在高校推动下产生的社会丁作实务模式，具有“高校院所主导、地方政府支持、社工实践泛化、村民广泛受益”的特点。(21)该模式缺乏外界力量强有力的支持，资源十分匮乏。云南绿寨模式以项目运作为支撑，在云南、北京、香港三地社工专业师生的努力下，形成“非政府组织资源支持、地方政府参与合作、高校社会工作者主导、社工农民平等合作”的实务经验。该模式的特点在于以优势视角介入当地农村社区发展，培养当地农民自我发展、自我建设的能力，努力实现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是专业社会工作一次有益的田野实验。(22)尽管此类优势介入开启了以“内部自助”为切入点的农村社会工作实务先河。但还是因为“外力”介入不得不遇到“文化识盲”(cultural illiteracy)困境。经过专业化训练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复杂的村落文化处境时，由于对村落内部的历史文化脉络和权力关系的无知和无能，导致其往往忽视农民自身的能力建设。总之，不论是万载模式、湘西模式还是绿寨模式，都是诸如政府政策扶植、高校专业等外界力量催生的产物，缺乏调适文化冲突以及各类主体权力关系的“草根性”和“内生性”根基。

专业社工在策划农村社会发展时不应硬套理论和模式，而是首先要具备一种对于农村的文化敏感性(cultural sensitivity)，先缓和农村内部矛盾，营造能够让农民平等参与合作的公共氛围。(23)与以上三类专业农村社工实务模式相比，扶余农民自助实践虽然具有社会工作的意蕴，但离“专业性”仍有一定距离，与现代意义上的专业社会工作还是有一定区别。专业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必须依靠介入的程序性与规范性来加以保证，需要在某种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按章接案、评估、介入、结案程序进行。扶余农民自助实践并不存在科学的程序设计。此外，扶余的社会工作实践具有无意识性，精英以及普通村民并未意识到自己从事的社区自助就是一种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其目的也并非在本社区发展社会工作。然而，这一案例中体现出的“草根性”和“内生性”恰恰是推动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创新弥足珍贵的动力因素。扶余农民自助实践是由本社区精英发起，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在兴起、发展前两个阶段并没有任何外在力量的介入与干预，产生过程是自下而上的，自然就不存在外在力量介入的农村社会工作所普遍面临的“文化识盲”困境。其内部新乡贤、村委会、农民组织、农民等多元主体相互配合、互为依托的多元协治的权力体系，已经为专业的社工介入创造了良性的公共氛围，案主自决、平等、合作、服务等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理念也被无意识地运用到日常实践之中。

2.立基于培育公共精英的农村社会工作内生发展道路

农民自发的自助活动虽然是无意识的社会工作实践，但是，恰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初在小岗村创新实践、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在合寨村发端一样，农民自身的大胆实践或许才更切合村落本土的历史文化脉络，而对于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工作来说，在草根实践中进发出的民间智慧就更有借鉴的价值与意义。对于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言，需要我们对其中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加以继承。佛教中的积德行善、博爱慈悲思想，儒家的孝悌忠信、睦邻友善思想，都具有强烈的利他主义和公共性。而这些公共性价值观念长期在农民之中互动传承和不断积累，使得村民能够产生文化共鸣和文化认同，也更容易理解、接受并加以实践。本土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只有积极汲取民间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念，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也许会有人认为本文的个案过于特殊和完美，事实上大部分村落并非都天然存在富有合作性的村民，也没有完美和谐的内部权力关系和公共氛围。然而，我们介绍案例的目的并不在于纯粹描述一种可推广的实践模式，重点在于强调一种“内生性”视野。对于一些草根性社会工作“先天不足”的农村来说，我们的目的不是排斥专业社工的外在策划和介入，而是强调在社工介入之前切莫急于寻找有哪些理论适合这个社区，而是要思考该村落有哪些主体性的内部优势等待我们去挖掘和提升。对于一些权力关系和公共氛围欠佳的村落而言，我们可先从挖掘乡村公共精英的“点”入手，然后再铺开到营造乡村公共氛围的“面”。社区领袖是指在社区发展中自发形成或外界培育的在社区生活中一个或几个领域拥有比较资源优势，且能利用这种资源优势反映和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并对社区的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有推动作用的社区人物，(24)他们在公共生活和公共参与方面能够起到动员组织和培育公共意识的重要作用。对于草根性社会工作“先天不足”的村落而言，我们不仅不排斥专业社工的介入，反而强调其在乡村公共领袖的发掘培育上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专业社工能制订合理的农村社区人力资源开发计划，选拔社区优秀人才，根据农村社区的实际情况，制订相应的长短期公共人才开发计划，针对村落已有的优势和公共文化特点培养公益性人才。另一方面，专业社工能够通过培育和管理乡村的公共民间组织，为社区领袖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乡村的公益性民间组织是专业社工重要的切入点，应依据各类乡村民间组织的特性，形成多元发展模式。对于长老会、生产合作社、旅游合作社等已经形成力量、具有规模优势的农民组织，应尽力协调资金、场地等各类资源，积极支持其开展各类公益性活动，在满足和保障小群体内部的利益需求的基础上(活私)，激活农民的公共志愿精神，营造互助合作的公共生活氛围(开公)。除此之外，可建立乡村民间组织孵化和服务中心，由社会工作者统一组织和管理，将现有的乡村民间组织纳入其中，实行统一服务、统一管理。通过探索备案制，对部分暂不具备独立登记条件的乡村民间组织，统一由民间组织服务中心进行备案管理，发挥专业机构的管理优势，实现农村民间组织由“自由型发展”向“规范型发展”转变。最后，组织农民志愿服务骨干进行交流学习，建立农民公益性人才培训基地，为社区社会工作者搭建平台，促进社区领袖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需要走本土化道路，善于挖掘农村自身的社会文化优势，从农民自助的社会实践中汲取营养，先营造适合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内生性公共性环境，再推进专业社工培育农村公共人才的规范化建设，最终引导其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农民尽管自身缺少专业社会工作者应该具备的知识和技巧，但他们却具有社工发展需要的内在公共性素质和能力，专业社工在开展农村社工之前需要自觉评估这些“内在优势”，运用专业技巧将草根性公共人才培养成为具备一定专业素养的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强调“人在情境中”，在进行专业社工服务时，需要在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理解人的行为，由本土公共精英转化而来的专业社工更能理解当地社区的需要，也更能在当地的权力关系中链接资源、化解矛盾冲突。农村社会工作的内生发展道路强调立足乡村的社区自助实践，挖掘并激活乡土社会中已然存在的社会工作元素，再由专业社会工作者加以引导，使其具备自我发展的能力。可能此类内生性培育方法任重道远，成本也远远高于外在力量的直接介入，但或者唯有如此，方能使社会工作真正在农村社会生根发芽，成为农村可持续性减贫与发展的真正内在驱动力。

感谢吉林大学田毅鹏教授、韩国国立首尔大学李在烈教授提出的宝贵意见和指导，感谢北京大学社会工作硕士周兴晨等跨校调研团队的参与和调研。

注释：

①参见刘彦随等：《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农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刘彦随、刘玉：《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的进展与展望》，《地理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雷振东：《乡村聚落空废化概念及量化分析模型》，《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4期等。

②参见周汉平：《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及其挑战》，《人口研究》2008年第2期;薛力：《城市化背景下的“空心村”现象及其对策探讨——以江苏省为例》，《城市规划》2001年第1期;卢向虎、朱淑芳、张正河：《中国农村人口城乡迁移规模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1期等。

③张世英：《历史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江海学刊》1998年第1期。

④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34页。

⑤马力快：《闲置资源启用无价——浅析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前景现状与对策》，载《老年学学术高峰论坛论文集》，2006年，第354页。

⑥王先明：《“新乡贤”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建构》，《光明日报》2014年8月20日，第1版。

⑦五伦是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八德是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⑧2015年5月30日访谈资料。

⑨张敏：《社会认同的概念本质及研究维度解析》，《理论月刊》2013年第10期。

⑩赵晓峰：《公私定律：村庄视域中的国家政权建设》，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