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社工胡本爱的社区丛林

社会工作者胡本爱出发去看望她的案主——一个肺结核老人，无儿无女、无劳动能力也无法定赡养人，甚至无身份。每周的看望更像是提醒老人，他还没有被世界遗忘。胡本爱和同事在老人陈叔周围安插了许多“眼线”，楼下卖鸡翅的老板娘、同屋居住的二房东、隔壁住着的环卫工人会及时告诉社工，老人到了哪里，有没有晚归。陈叔上月一个人到朋友家里玩，兴起了去寺庙求香，很晚都不见人影，这个情报系统立即工作起来，信息很快传到胡本爱那里。鸡翅档老板娘给他打电话，邻居不时到家中查看，社工在各种义工群、信息平台询问，最终以陈叔回来打电话报平安告终。

胡本爱人称爱姐，近40岁的时候转行考社工，对于这份“助人自助”的职业，她笑称有人生阅历优势。扎根深圳的城中村，爱姐接触情感纠纷中的男女、救助站走出的边缘青年、大桥底下的拾荒者，对于社工，她有自己的理解。

若社区是个大丛林，居住着各色人等，爱姐认为自己只需照看“小草”，那些长得高的“大树”自有人看。

接纳，不批判

深圳的上沙社区是福田新区的城中村，在经济发达的城市中心建起一列列出租屋，楼前窄窄的一道铁门，不怎么光亮。每个月底，两米多的过道上总堆着行李箱，有人搬出去也有人搬进来，流动是这个社区的特征之一。

陈叔喜欢坐在出租屋楼下的一角，那里是为数不多能照到阳光的地方。楼上的房间布置简单，一张双层铁架床，一张布沙发，简易木板桌搭起来就是陈叔住的地方。采访当天陈叔正好外出，枕头被褥叠放得整整齐齐，一株植物吊在铁窗外，鲜绿得发亮。

“他说看到植物就有活下去的动力。”机构督导徐楚霞经常随爱姐一起来看陈叔，前几周送来这盆植物。他每天艰难挪动到窗外，给这个伙计浇水。

爱姐初见陈叔，也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2015年，陈叔肺结核多发症暴发，房东不愿他死在房内，打电话找来社工查看，十几年的女友觉得他传染病危急，离开了。爱姐和同事做危机介入工作，送他到医院就诊，陪着看病吃药。所幸他的肺结核病情稳定，不会传染，也没有再继续恶化，调理一段时间后陈叔回来了。

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接受帮助，陈叔很信任爱姐和同事。2016年他重回社区，从不拒绝社工的探访。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无论之前他做过什么，但现在需要帮助，要先接纳他。”爱姐说。

事实上，陈叔是社区的黑户，没有人口登记，甚至用的身份证信息也是假的。他在新加坡等地倒卖过玉石，经历复杂，陈叔不说，爱姐也不追问。

说这些时，爱姐在泡着热茶。社工服务中心的门一直是打开的状态，无论谁来，都是一杯热茶。有人探头探脑伸进一截，瞥见爱姐，“刚刚才说要是能看到你就好了。”然后填个暑期活动报名单，走了。

当然，有时接纳不容易。案主是足浴店的老板，来这的原因是他和店员发生婚外情，遭老婆投诉解决。爱姐从道德上不认可婚外恋行为，这使她非常犹疑应当怎样谈话。

没有办法，爱姐还是约好时间地点，把自己所有的质疑与厌恶收起来，和案主聊。结果这个男人有一定担当，愿意抚养非婚生子。爱姐没想到。

后来还有家暴的实施者，一字一句解释自己在家中如何不受妻子待见，像家里的外人。爱姐听完后十分感慨，这个男的也非常不得已。“我不接受他家暴的行为，但是理解他的情绪。”爱姐说。

天桥底下有位露宿者患有精神分裂症，爱姐也请进来喝茶，吃东西。知道他因为到别人地盘捡东西被打，爱姐便认真提醒哪些地方别去，免得被打。

社工的能与不能

33岁的时候，胡本爱带着3岁的儿子参加义工，希望孩子将来是有慈悲心的人。正值2008年，首次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义工负责人建议胡本爱考考看。正对自己会计类工作感到厌烦的胡本爱埋头看书一年，次年通过初级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此后她在共青团属机构担任岗位社工，工作内容为整理行政文件，写报告。一周两次到医院帮助机构其他社工工作的机会保持了她和一线社工的接触，看着别人做个案工作、小组工作，自己却只能将书本上的知识束之高阁，她不愿，转而申请到社区工作。2013年，她正式进入上沙社区。

半路转行，胡本爱却觉得是水到渠成，“我就适合这个工作”。入行前，爱姐看香港电影《癫佬正传》，影片中跟踪患有精神分裂症患者个案的社工令她印象深刻，边缘群体很需要有人做这个工作。“不是说很有情怀，只是觉得这件事也是可以去做的。”同时她自省性格不够坚定，对许多事情习惯妥协，多数时候需要督导从旁协助。从社工的“优势视角”来看，她却是善于协作，长于倾听的。

“爱姐在社区的名声是很响的。”同事如此称赞。她似乎天然地具有某种魔力，令人迅速放松下来。许多居民信服她，急不可耐的时候找她说话，问题就好了一半。

但是，爱姐偶尔也会对现实感到无力。

2015年，一对十多岁的姐妹被发现住在旅馆里，无人照顾。她们的母亲因不堪家暴离开，父亲是香港人，几周前回去后没了音信。义工将消息告知爱姐时，姐妹俩已经时常跟隔壁的姐姐到卡拉OK厅。胡本爱紧急把她们接出来，为她们找落脚地，却因为没户口，无法得到深圳的福利救助。几经周折，胡本爱将她们送入市救助站。

半年后，姐妹俩离开救助站回到社区，现在一家麻将馆打零工，还时常站在服务站的门口探头看。见到爱姐，她们有点责怪地问道，“为什么你不来看我们?”

腿脚不好的陈叔也曾央邻居用摩托车载他过来，隔着马路远远地朝服务站看，“只要看到你们开着门就好。”

面对社区中最无力的三无人员，很多时候，爱姐能做的却只有陪伴。为了帮助那对姐妹，爱姐参加了香港督导的边缘青年社工工作讲座。香港督导分享作为边缘青年，他如何在社工支持下改变，并成为助人的社工。

“边缘青年也有自身的力量，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去陪伴、发掘就可以了。”胡本爱承认，社工能力不是无限的。姐妹俩来社工服务站，胡本爱便叮嘱她们，工作要勤快一些，既然选择这条路，就要学会为自己负责。

职业天花板

工作6年后，胡本爱碰到了职业的天花板。

深圳社工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早在2007年就出台《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工工作发展的意见》以及七个相关文件(简称“‘1+7’文件”)，将社工人才专业技术职位分为五级十三档，同时深圳市社工协会规定每位社工一年须参加80小时的免费培训，计入工作时间内。规范免费的培训无疑为社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遗憾的是，非社工专业毕业的胡本爱并不能考取督导证书，社会党群服务中心项目主任已是最高级别。“最大的问题是一线社工的薪酬无法保障，在一线的工龄、工作情况不能成为加薪升职的依据。”爱姐称晋升渠道只有两种，一为考取督导证书，二则是竞聘机构干事，参与行政工作。但她只希望留在一线。

胡本爱的团队采用“4+2”的构成，即4名社工配备2名行政人员。因为胡本爱像钉子一样钉在上沙，团队骨干流动性不大，但很少满员。“行政人员的工资还是太低了，留不住人。”

社工初来社区，居委会及村里掌管资产的董事会也是不接纳的。他们被安排在会议室工作，社区网格员开会，他们就得出来“散散步”。

“社区居民来参与活动，也只是参与活动而已。”胡本爱坦承，大家寄予厚望的“小组工作”“社区工作”有时不过是形式，居民还不能理解它与居委会活动有什么区别。团队碰壁后，制定的目标调整得更为简单，促进亲子沟通，手工制作的过程只要能使父母意识到孩子需要被鼓励、被认可接纳，就达成了一半。

一年半后，爱姐和同事的工作得到认可，社区工作站站长(兼任居委会主任、党群服务中心主任)替他们向上级申请了一间办公室。

“我们也是在居委的土壤上播种子”，爱姐认为，居委会在这个社区已经扎根十几年了，许多东西已经内化，很难说谁更专业。

正值暑期，家长领着孩子到社工站报名参加爱姐他们提供的暑期活动。

有家长拿着宣传单，没有过问孩子意见，跟社工说，“就报这两个吧”。爱姐制止了，招呼孩子过来，问哪个是他喜欢的。

“不行哦，要孩子自己选择，自愿来参与。”爱姐觉得，哪怕只在这件事上能做出微小改变，也是值得的。

编辑：涂传博 审编：mo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