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静：回观历史，辨识经验，寻找变的力量 | 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行动研究

【摘要】行动研究是为了促进改变。从行动研究产生至今，已经发展为科学技术的行动研究、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和批判解放的行动研究三种主要的流派。台湾辅仁大学夏林清教授在台湾实践和推动的行动研究，是在其导师Donald Schön《反映的实践者》的基础上，转承了实践取向和批判解放的行动研究学派，在台湾三十多年的实践中给予丰富和发展，活化了行动研究，尤其对“改变”有了更深刻的解释。她强调一个行动者的行动研究应该根植于自己的历史和情景脉络中，承接历史和前人的资粮，从中寻找改变的方向和行动的动力。强调他山之石只有立基于自己的历史和实践中才能发挥作用。

【关键词】社会工作者;行动研究;反映回观;历史经验;改变

我们常常借助“他山之石”来尝试推动改变，如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革命实践，引入西方社会工作也是如此。

但他山之石只能作为借鉴，只有扎根和立基于我们自己的历史、国情和实践中，他山之石才能有效发挥作用。

一、相遇与辨识行动研究

在遇到台湾行动研究创会理事长、辅仁大学心理学系夏林清教授传授的行动研究之前，行动研究对我仅仅是一种学术研究方法，没有把它和我个人生命历程的探究以及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的思考联系在一起。

2006年，因主持一个“支持草根组织未来工作者”[1]的项目，我第一次亲自带一线实践者的团队(之前多以民间组织的顾问、专家的身份工作)，在过程中我遇到了极大的挑战，第一次有了无法理解和我学生差不多年纪的青年人的深刻经历。大学毕业的他们带着一腔热血和理想投入到改变社会的实践中，却在实践中碰的头破血流，无法让理想落地变成现实;他们勇于挑战“专家和权威”，但挑战显得幼稚和盲目;我教了20多年大学生，却感受到很难贴近他们的困扰、痛苦，甚至我身上带着的十几年的实践经验也找不到可以和他们经验对照点。面对他们我束手无策。这次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做顾问、带学生的实习、社会实践活动与带一线的工作者是两回事情。

当时夏林清教授正在北师大做访问学者，耳闻她在台湾带着自己的学生在工人、身心障碍、外籍新娘等领域进行社会实践，有着丰富的带团队经验。或许都是“投入社会实践”的大学老师的相似性(后来了解到投入程度不一样)让我对她充满了好奇，于是经该项目一位参与者(他作为学生听过夏林清教授的课)的引荐，我拜访了夏林清教授并邀请她来让我痛苦无解的青年人工作坊指点迷津。此举让我与夏林清教授结缘，并开始了我称之为“夏派”[2]行动研究的学习历程。

自2006年初遇夏林清教授到现在，我努力创造着各种向她学习、实践行动研究的机会，如2007年—2012年，组织了社会工作教师和实践者一起的学习行动研究的工作坊，邀请夏林清教授带领;2011年至2013年举办了五期“青年人行动研究学习工作坊”[3]，并在“近邻”[4]从团队建设到所开展的社区工作中都在尝试应用它，2012年在北京举办了两岸三地的行动研究会议。这些历程让我逐渐地对夏林清教授在台湾所实践的行动研究有了一点理解和体悟，进而能够细致分辨与其他我在书本上读到的、大陆学者的研究中所使用的行动研究的差别。

行动研究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目的是生产一种能够促进社会改变的有用的知识，让学术从干爽的高地落地深耕。根据其发展历程和路径，学者们将此归纳为科学技术的行动研究、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以及批判解放的行动研究三种发展路径。科学技术的行动研究目的是协助实务工作者获得科学研究方法与技术，使之成为有能力的实务工作者，改进实务工作。但它受制于技术理性，一味重视控制与预测，忽略社会文化情境脉络与社会深层结构的影响因素。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不仅重视实务工作者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能力提升，更注重实务工作者的工作意图、价值和行动，提出“实践者者即研究者”，强调行动中反思和行动后反思。批判取向的行动研究，吸收批判理论的思想，要求行动研究者采取积极的立场，投入争取更理性、公平正义、民主的社会形态。实务工作者在行动研究的过程中，不但要立基于对自我反省，更要针对社会制度结构进行理性批判[1-3]。夏林清教授在台湾所推动的行动研究，是在她导师Donald Schön所著的《反映性实践——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4](reflective practice)与Chris Argyris的《行动科学》[5](Action Science)的基础上，转承勒温(K. Lewin)和杜威(J. Dewey)并呼应批判理论学派哈贝马斯(J. Habermas)的理脉，应对台湾工业化、城市化、专业化的实践中加以应用和发展、丰富了实践取向和批判解放的取向的行动研究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实践路径。它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过程中，面对特定社会群体及其所生活着的问题处境，力图探究社会变革(个人、集体及制度)路径，发挥行动者辨识现象场域复杂性与行动抉择有效性(有效指的是对互为主体/主体间协作关系的发展)的作用。我认为，夏林清教授在台湾所实践的行动研究，将西方理论上的行动研究“活化”，不仅指导和推动着台湾社会改变的实践，更是让我看到了一群使用行动研究作为社会改变工具的实务工作者因此而活出的丰富多彩的生命力量和行动力量[5]。

在我的学习中，我体会该种行动研究有几个核心思想：

1、它是“一切参与行动的人的研究”，实践者即为研究者，打破了以往研究者与行动者的两分,以及行动研究也是学者进行研究的传统。强调研究中的协同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让实践者在研究中的主体性突显。改变了研究中的权力关系。

2、行动研究不仅是改善实务工作者的实务工作，更是改变了实务工作者的生命。其过程是“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人的改变是行动研究的最终目的。

3、故事是行动研究者进行研究的主要资料。因为故事中隐藏着实践的知识、变与不变的节点;故事中能反映一个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视框;故事中能看到一个人与其家庭、社会关系、社会位置和社会环境之间来回互动的关系;一个人从故事的讲述中可以回观历史，重新书写生命等。

4、行动研究中最核心的方法是“反映对话”。即一方面透过行动者书写故事或者讲故事，自己与自己的历史对话，一方面通过协同探究者对实践者故事给予反映对话，以此打开层层包裹的情绪、被折叠的经验等，如镜子般照见自己，清晰辨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逻辑。

5、行动研究强调理清人的复杂的生存脉络，清晰处境。它发挥着协助行动者自己和他人看清“人的复杂情景脉络”，深刻、立体、多层次地理解人，人性化地对待人的关系;并从个人的历史和他人的经验中，协助寻找让生命变与不变的节点以及在地“改变”的知识和方法;将人放回到历史中，从历史脉络中找到人的存在的实在感，进而找到自己从哪里来到那里去的方向感。

它不再是一套生硬死板的理论和方法，让研究者循规蹈矩去照猫画虎，将行动研究作用仍旧止步于研究的目的以及停留在研究方法的理解和争论上，而是一套指导你如何扎根于本土的实践中去找到行动力量的方法，它致力于社会实践和社会改变，将站在干爽高低的研究还原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6、行动研究的目的是寻找改变的可能性和促进改变，而关系、空间和机会是“改变”条件。即通过反映对话，看清“人的复杂情景脉络和社会关系”而达到彼此的深刻理解，建立人与人之间有承载力的厚重的关系，当彼此看清的时候，空间[6]才被拉开，改变的机会才被看到或创造出来，进而促成改变。我认为这是“夏派”行动研究对行动研究理论的贡献和丰富[7]。

这支行动研究路径，已经超越了将行动研究放置于方法论、研究方法这个层面的理解，台湾成虹飞认为该种行动研究是“关于我们在此时此地的历史与社会脉络里面，如何观照理解自己的主体经验与其它主体的经验，并在此了解上，穿越界线与差异，互相连结感通，进行协同的行动与探究，以造成理想的内外改变，因而从中滋养生命、成全彼此[6]。它是一种行动者自我觉醒地对其自我、对自我之行动历程、对自己的行动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脉络、社会位置情境，与社会环境结构之下进行、对自己的行动又产生什么影响所进行的自主探究[7]。

该行动研究打破了感性与理性、客观与主观、微观与宏观两分，找到了使之相通的通路，将人的改变与情绪、情感、家庭、社会结构和制度等关联起来，全方位地看人和理解人。

“夏派”的行动研究，是在实践中使用和产生的一种默会知识，的确只有在投身于改变的行动中才能深刻体会和领悟。我用“前进路上的一盏灯”来形容它，因为它是一条将所有知识和力量朝向改变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正是社会工作专业的本质所在。

二、辨识一个行动者的行动位置

当你投身在一个实践历程中一段时日之后，你会发现当你需要对别人说明你做了什么，又发生了什么时，你必得叙说一个复杂的故事时，你实已立基于在地脉络化的知识之中了，参与在一个以实践行动生产知识的社会历程中[8]。

近二十多年来，无论在教授社会工作的课堂上和还是实践中，我一直立基于本土经验而不盲目照搬西方学说，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我将具有丰富的本土实践经验却没有社会工作专业训练背景的老师请到课堂上传授她们的经验;搭建农村社会工作学习网络的平台，整理和总结她们的实践经验以便能够成为大学社会工作教育的参考素材[8];将NGO工作人员和大学社会工作教师组织在一起建立行动研究学习的小组相互学习，对接理论和实践等[9];另一方面我眼睛紧盯着那些没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训练却以极大热情投身社会实践的年轻人，通过各种项目筹措资源，给他们提供支持，协助他们整理实践经验等，如支持草根组织未来工作者[10]，青年人行动研究工作坊[11]。同时在课堂上不断进行着教学改革，进行对话式的教学、打通实践和教学的通路，以便让学生能学到实践中有用的知识并将专业和学生自己的成长结合起来,用自己的成长经验感悟社会工作的知识[9]……，究竟是什么思考和经验推着我做这样的事情?我能这样做，一定有深埋于我个人经验中的知识，只是，在遇到行动研究之前我没有清晰明确。

的确，要说清楚我为什么这样行动，就必须要讲述我的故事，否则，我无法说清我个人身上带着什么经验让我努力在寻找一条“解殖”的专业发展之路。正如台湾学者廉兮说，“我所认识的行动知识都生成于行动主体的自我觉识之中。知识的主要来源不是靠读万卷书或做论述分析，而是人们从自身实作经验的推敲与处境的回观中，凝练而出的体悟”。[10]

在学习行动研究的这几年中，我通过书写自己的故事，反映对话，回观我的历史，解构、辨识和重构生命经验的历程，才将我的的情绪、思想、行为与我的原生家庭、与成长中息息相关的社会大环境整体地、清晰且有层次低呈现，清晰了我为何这样行动，亲自经受了“行动者首先要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别人”的体验。

我站在了一个历史的交叉口。作为大陆第一代专业社会工作的老师，以及身处中华女子学院(前身是全国妇女干部学校、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前面承接了1949年后带着社会主义革命经验和集体主义思想、精神的妇女工作者们[12];后面是我的学生辈们——这些出生在80后，生长在商品经济时代，与父母辈的经验脱钩失连、对革命和社会主义传统仅仅是靠着电影等想象的年轻人;左边是我身上带着从本土文化、历史及我个人的实践经验中累积的实践知识;右边是接踵而来的一个个西方社会理论以及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知识。我在这个交叉口上，如何上下打通，将前辈们的经验给予细致辨识、理清、总结并能转承下去，让80后的青年人能够从前辈的历史经验中有传承和学习，有一种历史感并在历史的脉络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前行的动力和方向。又如何打通左右，挖掘本土及个人身上带着的实践知识与来自西方、确切地说来自香港的社会工作知识、台湾的经验等他山之石对话，找寻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的路径，大概这就是我们这代人肩负的责任。

在向前回观历史、辨识经验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解放”感，让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在我的生命中有一种力量总是拉着我去探究像我妈妈与共和国同龄的妇女工作者们的生命经验;为什么我要执着地将博士论文定位在书写女领导的生命故事上;为什么遇到社会性别等知识我会欣喜拥抱。因为在我的成长经历中注入了一种要寻解我的妈妈——一个新中国第一代女警察，一辈子做妇女工作，在外做着“解放妇女”工作，而自己却被无爱无解的婚姻折磨了一辈子，最终无法解放自己的那种由内而发的沉重叹息声和“无名痛”的力量[11]。寻解的力量展开寻找我生命历程中属于我的实践知识，找到我“为什么这么做和可以继续做的理由以及如何做的方法”。

三、 从历史经验中寻找改变的力量

若代间传承接续的可能性在只求“接轨”的粗糙学术工业中被遗失与排除的话，我们失落的将是我们自身历史过程与当代共同处境中所拥有的差异参照和感通共振的启发大家创造力的机会![12]

(一) 立基自己的经验，才能辨识他山之石

不是机缘巧合，而是命中注定我要和像我妈妈的那辈人相遇。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重点大学毕业的我，有很多可以选择工作的机会，而命运却将我带到中华女子学院(简称“女院”，前身叫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与我妈妈同龄的妇女干部/女领导干部们以“师生关系”的身份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相遇历程。或许，命运就是带我去找她们、认识她们，是为了今天能更好地对待她们和我自己。

1986年，我进入女院教书。当时正值国家改革开放后倡导干部“四化”[13]，需要大量有知识有文化的干部。因此，提高从文革以来没有学历的干部的文化水平就成为那个时候干部培训的重要任务。当时女院(前身为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作为全国妇联的干部学历培训基地，学生都是来自基层的妇女干部，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年龄多在40—50岁之间，而我没有任何的妇女工作实践经验，所教的东西只能从书本中来到书本中去，课堂中面对妇女干部们提出的现实问题，我闻所未闻，更遑论去分析或者提出什么解决建议。为弥补这个窘境，我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参与大陆刚刚产生的妇女NGO[14]的妇女服务工作[15]，了解妇女存在的现实问题，将学习再回馈到课堂。第二，挂职[16]锻炼，了解基层的妇联的工作。以此两个经历为起点，以前辈为激励，开辟了我迄今为止长达20多年教学和实践紧密结合的路径，也与妇女工作者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参与妇女NGO服务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些妇女工作的老前辈，她们身上带着解放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培养出来的一种对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长期在基层和实践第一线磨练出来的丰富实践经验(她们用“理想、激情和行动” [13]来总结她们的奋斗经历[17])，至今，花甲之年的她们[18]仍旧奋斗在推动性别平等工作的第一线，她们对我的思想和行为影响很大。她们对外来知识不迷信和盲从，能“洋为中用”，与扎根于自己本土的经验相结合[19]，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活学活用，创造出贴近群众、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14]，这些东西滋养着我的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

挂职锻炼期间，我与一位生在旧中国，长在红旗下，从政和参政的历程与共和国同龄的时任地区妇联主席结下了深厚的姐妹情谊。我跟着她，走村串户，几乎每月都有半个月和一周的时间深入基层。她走到谁家，看见什么活就帮着干，坐在炕头上与妇女们拉家常，一会儿功夫这个村子东家长、李家短的事，都在她的脑子里了。一些新的工作部署很快在脑子里形成，回去后立即开会形成政策部署贯彻执行。那个时候，我接触了大量从姑娘就进到妇联干到白发苍苍也没有提升职位、几十年扎根于基层，埋头苦干、不计名利、贴近群众、质朴善良，忠于党和人民的妇女干部，她们对群众有着深厚的情感，对工作全心全意，她们有着贴近群众灵活人性的工作方法。当时很多的妇女干部都是普通农家女出身，对农民和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能当上干部完全是自己埋头苦干的结果[20]。当年毛泽东发动的“四清”[21]运动，要求干部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仅促使干部们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的疾苦，更与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他们上能吃透党的政策并领会坚决贯彻执行，下与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建立了深厚的信任、相互效力和服务的“鱼水关系”。这些都是共产党优良的群众工作传统和方法。妇联作为群众组织，妇女干部们没钱没权，就是靠着与群众深厚的关系以及一心解决群众疾苦，将群众冷暖挂在心上的做法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不仅妇联干部如此，当时的干部普遍如此。这段时间，我置身于她们中吸收着丰富的营养，也培养了我热爱她们的深厚情感。

建立们的，后群众之乐而乐，才让弱小的自己战胜了强大的国民党政权。正是上述的这些经历，让我在之后的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中，站在经验上去辨识和感觉来自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之于大陆社会是怎么回事，紧贴本土的经验往前，而避免本土经验被“专业”覆盖。这些经验也让我感受到大学在培育社会工作者上所存在的问题，我们的大学教育中一味在课堂上灌输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以为这样的灌输就能让学生产生去从事社会工作、服务最需要、最弱势的人群的动能。从历史的经验中我们知道，一个热爱妇女和为之可以奋斗终身的妇女工作者，绝不是课堂的书本上教出来的。即便来自贫困地区或者农民出身的学生，其身份并不一定产生为农民服务或者弱势群体服务的动能。更不用提大学生与她所服务的对象同甘苦共命运。当年的妇女工作者能够深入群众，有国家的制度设计，也有强大的意识形态通过各种运动深入到日常生活中的动员和灌输，也有对来自自己群体的浓厚情谊。多种力量综合作用，才造就了她们与群众的鱼水关系[22]。中国共产党正是凭借与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即同生死共命运，先群众之忧而忧，后群众之乐而乐，才让弱小的自己战胜了强大的国民党政权。而现今，专业社会工作中则要求我们与服务对象建立“专业关系”，这是一种技术性的、实用的、在一段时间内的、可以没有生命与生命连接的、也很难或者不可能同生死共命运的关系，建立专业关系的知识靠着书本和教室里的说教完成，与我们历史经验中建立“鱼水关系”的性质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为何在我们的社会工作教育中，不去挖掘鱼水关系的精髓来丰富专业社会工作的“关系”理论[23]。如果真的这样做了，西方社会工作关于专业关系的理论可能就被我们丰富和发展了。

(二) 历史经验诉说了变与不变的故事

——经历了解放的妇女，为什么有“无名痛”

在许多特定社会力量交织的某个历史时空中，一个人有其身处的位置与流变于其中的社会力场，你若能觉察辨识承载你浮沈起落的社会力量，并能藉力使力，某个转承运作的节点(nodal point)就在你的意识与行动过程中相应而生了[15]。

在我教学和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有幸结识了一些从基层到高层的女领导干部，从她们的故事中听到了作为女领导干部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场域中的“无名痛”，激发我对她们的生命故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4]。研究结果一方面清晰呈现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以及成长的家庭如何影响着她们改变生命的动能，看到一个人“改变”的空间是如何被创造出来。同时也呈现了如果不能人性化地、细致地对待“变”，那么“变”也会让人的生命付出惨重的代价，这就是解放了的妇女们的“无名痛”。

1949年新中国建立，对这些出生在旧社会的妇女们来说的确解放了。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兑现了建党之初“男女平等”的主张，在法律上确立了男女平等，将权力还给了与她们一起浴血奋战的妇女。一方面国家要面对处于内外交困、百孔千疮的新中国全面复兴和建设，需要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劳动。而要做到能够动员和发动妇女，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将马克思关于“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在于妇女要参与社会劳动”的论述作为指导思想，给予妇女平等的教育、工作、参政的权利。比较几千年来的中国妇女，这一代的妇女真切地经历了“解放”和“改变”。一种前所未有的身心解放，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动能去拥抱这样的解放与改变，将自己全身心地、无条件地交给了党和党的事业。因为她们珍惜来之不易的解放，她们不能给女人丢脸，不能让男人瞧不起，更不能辜负党对她们的期望——“妇女能顶半边天，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能做到”。她们和男人一样跳下水去打井(不一样的是男人喝酒下去，她不好意思喝酒)，和男人一样在农民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国共产党的确伟大，做了一件中国几千年任何皇帝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在很短的时间里，从根本上改变了几千年的不变的东西。强烈的新旧对比，怎能不让妇女们欢欣鼓舞[25]。

建国初需要将所有的力量集中在复兴国家和抵御外敌上，因此需要简单化很多东西才能达到上述的目的。但人是复杂的，快速的“解放”也是双刃剑，那种动员式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和建设，让妇女只能有大家不能有小家，只能对革命有情感，而不能有儿女私情，她们经历了解放，同时也付出了代价，那就是以损害身体、压制很多的“儿女私情”(对男性也是一样)，少人性化，结果导致了一代人人性和人格的扭曲[26]。淑华说生了孩子只能送给父母照看，产假休了不足一月就要上班。想孩子想的不行晚上就偷偷在被窝里拿着孩子的照片哭，第二天像没事一样要去工作，不能让别人看出她的情感[27]。等我做了母亲，带着一天工作的劳累回到家中，才能理解又要当英雄母亲[28]，又要做新中国女性的妈妈的不易，也因此更加理解淑华她们的心痛。这个年代我们能跟朋友们自由倾诉，有心理咨询，有电视，能购物等消解烦恼的方式，那个时候统统都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转为身体的痛和病，所以凤楠遇到压力就“闭经”，红霞[29]和淑华都是年轻时候当“铁姑娘”[30]时落下关节病老了行走艰难。妇女们解放了，但她们的负担更重了!

改革开放之后，针对之前对女性身体和情感的压抑，生活的单一化和无性化，学者们提出了要关注女性意识、女性身体等，女性意识复苏，女性开始关注自我价值等。这无疑对那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经历文革“男女绝对平等”一代的妇女，又是一次新生和解放。这一次是将她们从“男女一样”中解放了出来，变成了“男女不一样”，女性作为独立存在的意识觉醒。正如一位从事妇女教育工作的学者说，“当时听到关于女性独立意识的讲座，就觉得心里被照亮的感觉，一种酒逢知己的感觉，一种被理解的感动”。一位开设女性意识课程的老师说，“我走到哪里讲课，坐在下面听的女性就像着了魔似的，讲完后久久不愿离去”。一位女干部对我说，“这回来例假我敢请假了，而且名正言顺”。

当妇女们又拥抱这样的一种解放时，问题又来了，妇女参政滑入低谷、妇女大量下岗，企业改革中让妇女回家的舆论和呼声很高，妇女离婚率增高，单亲母亲贫困化……。人们将这些问题归因于“妇女素质不高”，甚至80年代末，全国妇联将提高妇女素质尤其是妇女的心理素质作为今后的工作方针[16]，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提高妇女素质的运动，我们女院的在职干部学历培训、短期培训等都是这场运动的产物。妇女们在欣喜之余又再次困惑、无所适从了，妇女下岗、单亲母亲贫困仅仅是妇女个人的素质问题吗?1995年，中国举办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会后在联合国的推动下，中国大陆引入社会性别的概念和理论并开始传播，以此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我们对过往的妇女工作和理论进行了反思和矫正，将妇女问题从个人归因、两性对立中拉出来，从大的制度和社会环境看到产生妇女问题的结构性问题，从事妇女教育和研究的人又一次获得了一种解开自己困惑的法宝，似乎又经历了一次思想和行动的解放……

中国的历史似乎总是在这样的重复中走过，一个新的东西在全面推进过程中不加以辨识地、疾风暴雨式地覆盖掉原来的东西，岂止是妇女问题。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GDP作为国力的经济发展思路，将中国快速拉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战车，不重视地方性知识、不尊重地方差异、民族差异，忽视前人的丰富经验和改革前的好东西(如医疗、教育等全民福利等优良的东西)，致使我们正在承受着这种快速发展所造成的恶果。

在全盘接受一个东西的同时，又全盘否定或者遮盖掉、忽视掉一些东西;我们似乎经历了重大的“变”，但似乎也重复着 “不变”，即我们“变”的方式不变;我们总是走在这样的怪圈中，盲目引入一种理论而不加细致辨认，不看本土的实践和国情，就简单拥抱，全情投入，结果解决问题之道变成新的问题。难道我们要一代代重复这样的发展和“改变”吗?

历史的经验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不对我们所引入的东西站在自己历史、现实的经验中进行细致分辨，那么我们就会对外来的东西加以盲从，导致不切实际的搬用，重蹈历史的覆辙，人们从历史中学习不到尊重和宽容，学习不到如何对待不同的经验、文化和历史，看起来的变，其实没有变。

社会工作者如果不了解历史，不去理会这样的“改变”怪圈，我们又要站在哪种角度和位置上去解决人的问题，来思考我们要进行什么样的“变”，因为我们本身也走在这个怪圈里，制造着问题。

四、他山之石，如何为我所用?

借用他山之石来推动改变是历史的经验和事实。但他山之石如何被我所用，是我们要立足于自己的本土经验仔细琢磨的事情。当我们正在迎接社会工作发展的春天的时候，停一停、慢一点、宁缺毋滥的声音不会被重视和注意。而先将专业发展起来站住位置变成一个不停不回看的理由。我想前人也肯定这么说过，但历史发展的经验和事实告诉我们，等到矫正的时候，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已经接受了代价和创伤。如同经济发展，先富起来再说，结果生态、人文历史已经被破坏了，恢复何其难!

社会工作发展到了一个节点上， 社会工作专业不能像中国发展经济那么快速,尽管大家会说这是情势所迫。当一种总动员式的专业发展来促进改变的时候，快速一定会使什么东西被忽视或者挤压,甚至出问题。在我看来，社会工作是改变人的工作，那么这种专业应该是一把有力的小刀，目的是精雕细刻人的关系和社会，让改变细致而深刻，而不是粗糙的斧头乱砍乱伐。

作为一个心理系的教师，夏林清教授看到了从西方引入的心理学、社会工作在应对台湾快速粗糙工业化、城市化所带给人们问题的无助，甚至在走保守的路径，把带给人的生活的种种社会问题个人化，无力触碰当时社会大的议题和问题。看到了由于台湾被日本殖民以及国民党统治等特殊的历史原因，台湾的年轻人与历史、前辈经验脱钩断裂后表现出的轻飘和浮躁。她也看到和经历了当时西方引入的心理学、社会工作等专业化发展中的霸权，对非专业的却在实践中实做的人给予的排斥和挤压。三十年来，她带着学生扎根于台湾的社会实践中，努力发展出一条知识“解殖”即“在世界之间、立足在地，看见他方与他者的实践路径”[17]。正因为这样，她才在台湾的实践中，将他山之石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在地的行动研究。

总的来说，我对成人教育、社会教育、草根教育、基进学习、女性主义等等论述的搜寻阅读及理解能力主要来自于由1986年开始投入的自主工会运动。它也使得移植应用欧、美知识成果的窘境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因为台湾任何一群为自己具体生活难题挣扎出声的人们都彰显了这一个特定社会历史时空的脉络特征，是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移植适用的。因之，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只要落实地面对特定群体，在地辛勤工作，掌握住认识方法的，经年累月地磨炼描述诠释与有效协助的能耐，在地知识的丰富与独创性是必然会发生的。[18]

大陆和台湾的发展路径很像。改革开放三十年，是我们不断经历迅猛的工业化、城市化、资本累积的过程，也是西学东进的三十年，如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工作等学科引进。在快速发展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和议题，也和台湾社会非常相似，如产业工人、移民(农民工)、农转居、少数群体(身心障碍等)、食品安全、生态农业、民族问题等，他们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夏林清教授等一行人在台湾的社会中，发展出了一条关注基层百姓、关注社会公平正义的路径，她不仅转承了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保罗《受压迫者教育学》[19]中阐述的“对话”等理论，更重要的是能够将它们实做出来，知行合一。这正是这条实践路径的魅力所在，也正是大陆一些有志于走实践取向教师和实践者在苦苦寻找的路径。

大陆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主要传承于香港，而香港则师承欧美。在香港这个曾被殖民的土地上，香港人是否对来自西方的社会工作如何根植于香港，并结合香港的实践发展出的社会工作有过反思?是否已经不是欧美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而具有自己的本土性?以我在香港学习社会工作的经验而论，香港的社会工作很强调专业性，大多的工作领域主要是解决城市的问题，而大陆的问题太复杂，历史也与香港不一样，即便都是大城市，遇到的问题也不一样。台湾、香港也好，西方也罢，都是他山之石，我们要如何细致对待他们?

我们的成长经验中，承载着父辈们的经验，我们的社会中遗留着历史的资粮，我们都是一个居于历史中的人，但快速的发展和转换，隔断了前面，将这代人搁置于上没有历史感,下无法落地的地带。只有立足于我们的经验，才能相互对照、参看，以此来和他山之石——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知识对话，在推动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过程中，尊重和细致对待根植于本土历史脉络中、实在发生于这些老一辈妇女工作者身上的经验，不被专业话语覆盖、排斥，这不仅对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以及建构中国自己的妇女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有重要的意义，更重要的关乎到在迎接和推动一个改变的过程中，如何可以细致、人性化地对待参与其中的人，避免造成专业霸权，形成另一种不公平。

将理论落于实践的功夫，不可能在学院里拿着别人的东西咬文嚼字、闭门造车、空对空思辨来完成，而必须是有一批知识分子，扎根于社会田野，亲自投身于社会实践，才能体会勒温所说“了解与改变”的辩证关系，也才能将生产本土社会工作的理想化为现实，这也正是行动研究的精髓所在。我认为首先应该从我们这些大学老师自己如何看待知识和学者身份入手进行。

我们期望的是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一种充满了人性化的社会。行动研究对于社会工作，不仅是推动深刻改变的方法，更是对使用它的社会工作者的一种滋养。这场革命是深刻的，由内而外的，也是润物细无声的，而变的力量和方法，来自于我们的实践，我们的历史和经验，他山之石只能作为一种推动力量，而不能是依靠力量。

只有细致地回观历史、参照别人的经验，才能找到我们置身于历史中的位置，有了历史感，我们就有了站在今天，回看昨天，奔向明天的实在感和方向感。

参考文献：

[1] 蔡清田，教育行动研究[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2]林素卿,教师行动研究导论[M]，高雄：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2002年。

[3]潘世尊，《教育行动研究——理论、实践与反省》，台北：台湾心理出版社，2005年。

[4] Donald A .schon，夏林清译，《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再行动中思考》,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

[5]Chris Agyris, Robert Putnam,& Diana Mclain Smith著，夏林清译，《行动科学》[M]，台北：远流图书出版公司，2000。

[6] 成虹飞，行动与叙说研究的个人学习笔记[R]，引自《第二届海峡两岸行动研究研讨会论文集(上)》，北京师范大学：2009.6,20页.

[7]陶蕃瀛， “行动研究：一种增强权能的助人工作方法”，摘自《行动研究大家谈、大家做》，应用心理研究，第23期，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36页。

[8]夏林清，“寻找一个对话位置：基进教育于社会学习历程”，《应用心理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第16期，2004：120页。

[9]杨静，《教育以超越——以个案社会工作的教学为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4页。

[10]廉兮，“抵抗與轉化-社會變遷中的行動研究”， 两岸暨香港社会工作行动研究会议论文，2012年。

[11]杨静，《政治理想与现实冲突---女领导生命故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22—123。

[12]夏林清，“行动研究的双面刃作用”，两岸暨香港社会工作行动研究会议论文，2012年。

[13]高小贤等，《中国妇女NGO成长进行时》，北京：金城出版社，2009年，封面语。

[14]中央党校课题组，《悄然而深刻的变革：周山村村规民约修订纪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15]夏林清， “一盏够用的灯：辨识发现的路径”，《应用心理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第23期，2004：131—156。

[16]第五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详见《妇女工作》，1988年，第10期。

[17] 夏林清,“走在解殖的路径中：拮抗同行的社会学习”,《应用心理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45 期，45-72 页。

[18]同上。

[19]保罗·弗雷勒著，方永泉译，《受压迫者教育学》[M]，台北：巨流图书出版公司，2003。

备注：

[1] 该项目由香港乐施会支持，从2005—2007年，为期两年，目的是支持初到草根组织的年轻人，以便他们能持久地扎根于社区进行社会实践。

[2] 我认为夏老师的行动研究路径已经不是书本上所归类的几种能涵盖，她对行动研究的理解已经因着在台湾几十年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简单的归类会导致无法细致分辨其中的不同。就暂且称之为“夏派”，一方面是因为这不是夏林清教授一个人的贡献，而是一群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另一方面以方便我书写和别人理解。

[3] 项目开始于2011年，至2013年结束，来自全国各地农村青年工作者组成，由夏林清教授带领，我主持，并请了她的团队的王芳萍、张育华做督导，细致学习行动研究，整理各自的工作经验，找到可以持久行动工作的动力等。

[4] 全称为“北京朝阳区近邻社会服务中心”，由我和几个学生于2007年创建，主要在农民工社区和农民上楼社区从事社会服务的工作。

[5]摘录自2012年9月17日王芳萍(夏林清教授学生，台湾日日春互助关怀协会秘书长)在中华女子学院所做的关于行动研究讲座录音整理，加上本文作者的理解。

[6] 空间的概念既有物理空间，也有心理、精神上的空间，也是人与人关系中的空间等。

[7] 2011年，夏林清教授应中山大学公民研究中心的邀请，去四川为灾后重建的一些地方工作团队举办了行动研究工作坊，目的是整理救灾的工作经验等。我也被邀请陪同她前往。在这次的工作坊中，夏林清教授用此来定义行动研究，之后在我的实践中我慢慢地悟到其中的奥妙和精辟。因为本篇不是要介绍行动研究的概念，所以这里不再赘述。

[8] 2007—2009年，由老一代有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人以及一些从事农村社会实践的老师们组成一个学习网络，目的是梳理和整理本土的社会工作经验。这些将记录在《在地人形——农村社区工作经验探索》一书中，由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9] 2009—至今，学习行动研究的知识，力推行动研究在教学和实践中应用。

[10] 2005—2007年，由大学毕业从事草根NGO工作的人组成，旨在建立相互的支持网络，扎根社区。同1。

[11] 2011年—至今，由全国几家从事农村工作的机构的年轻人组成，旨在通过对行动研究的学习，梳理自己的经验，找到往前走的动力。

[12] 这些人曾是我在九十年代开始从事妇女工作教学和实践中遇到的妇女NGO领导人，老一辈的妇联干部。

[13]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6页)。

[14]二十世纪90年代初，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转移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国营企业转制，使得国营企业的大量女工下岗，社会对妇女回家的呼声强烈。此时，一批经历了解放历程的老一辈妇女工作者起来，反对妇女回家的呼声，在报纸上热烈回击妇女回家的言论，并开始建立妇女NGO,如红枫妇女热线、京伦婚姻家庭服务中心等，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期望帮助在改革中遇到困难的妇女。

[15] 参与了红枫妇女热线的咨询员工作、京伦家庭中心的婚姻家庭辅导、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等。

[16] 挂职，是一种锻炼和培养干部的方法。即从中央单位派到地方任职。

[17]河南社区教育中心梁军老师、陕西婚姻家庭研究会高小贤老师、北大妇女法律援助中心郭建梅老师等，中国妇女二十年历程总结语。参见文献[13]。

[18] 红枫妇女热线的王行娟老师已经80多岁，河南社区教育中心的梁军老师接近70岁;陕西妇女婚姻家庭研究会的高小贤老师60多岁。

[19] 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的梁军老师，将西方的社会性别知识用来解构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思想，对干预当下农村养老难问题无论从实践以及理论上都有新的突破和创新。参见文献[14]

[20] 参见文献【11】

[21]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1963年到1966年5月先后在大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和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 清思想、清组织的运动。

[22]即一个人的结构位置并不能决定这个人一定有主体位置，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结构位置并不一定有与资本家斗争，为争取工人利益奋斗的主体位置。参见文献【11】，p71--73。

[23] 参见文献[11]，我写了很多这些干部为了改造自己贴近农民生活、建立鱼水关系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其中秋菊的故事就是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群众，以至于终身受到群众的拥护和赞扬。

[24]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了女领导干部的生命故事。参见文献【11】。

[25] 这段历史的总结和回顾，参见文献[11]。

[26] 伤痕文学是本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得名于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主要是反思文革带给人们的苦难。http://baike.baidu.com/view/45588.htm

[27]参见文献[11]

[28] 建国初，向苏联学习，鼓励多生孩子的说法。

[29] 同18脚注，参见文献[11]。

[30]铁姑娘是一个文革名词。意思是用性质坚硬、坚强的“铁”修饰姑娘，是1960年代、1970年代对中国女性去性别化(或称男性化、中性化)行为方式的称誉性评价，也是那个反性感时代的性感。对中国传统之于妇女德容工言须“温柔”“贤淑”的弱女子性别规范，是一种颠覆。其语义与中国古代的穆桂英、花木兰形象相似，指称女性中可堪与男性媲美的豪杰。但却是从毛泽东“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诗意想象中汲取意涵，创造出的专属于那个时代的新的女性象征性符号。引自百度搜索。

编辑：涂传博 审编：XK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