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屯门天水围开荒社工施少凤谈褪色中的小区发展工作

施少凤，社工界称她为「阿施」，是八、九十后小区发展的老前辈。从1981年开始做社工，在屯门、天水围新发展区做地区开荒社工，一直做到退休，都没有离开过社会工作的领域，累积了多年的经验。阿施说，社会工作是一件以生命来影响生命的事，然而三十多年，就看见到社福界产生了巨大的转变，她慨叹现今新一代的社工被工作不断去榨取，往昔从工作获取的满足感，也开始被「跑数」的制度压挤得所剩无几。

消失的师徒制

阿施回忆刚做社工的头十年，她说是最快乐的十年。

「那时是有师父的，是一个督导的角色。有经验的社工会去跟你倾和检讨正在进行的工作，也会提点。现在回想起，我觉得有督导对于社工来说很重要。」对于阿施来说，那是一种经验的传承。

最后，她在屯门从事小区发展(Community Development，简称CD)的工作，这种透过社会工作组织居民争取权益并进行充权的过程，也是阿施最初选择社会工作的初衷︰「主要是看到社会上的政策对于基层不太公平，希望能够透过CD的手法或理念，去组织基层表达他们的声音，透过这些声音，可以令到社会的政策或制度合理公平一点。」当时她想，社工可以不只是陪伴服务对象，而是能够透过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去对社会带来影响，从而令社会走向更加公平公义。

做了四年，适逢八十年代中期，香港的代议政制开始发展起来，有些压力团体组成了政党。阿施认为，殖民政府在1981人起渐渐开放区议会直选议席，民主政党的冒起， 某程度政党的小区主任重复了他们本身的工作。「有时一些政党的地区工作会跟CD的功能很接近，当然政党会有议席的考虑及计算，但无可否认，某程度他们有些在地区工作方面是做得不错。」

另一方面，政府也越来越不倾向支持小区发展的工作。「因为小区工作组织居民，在过程当中少不免会反对政府的一些政策，导致政策无法顺利地推行。」于是政府逐渐边缘化小区工作，并慢慢减少资助，例如在90年代，便将「邻舍层面小区发展计划服务工作队」从52队减至现时只剩在17队。阿施说，如今在社福界的小区工作已经愈来愈少，「嗯，现在连社福机构也不太重视，社会工作更趋向了治疗性或个人性，以前个人和小区的比重都是比较接近。」

昔日谈远景 今日先谈数字

后来，她去了青少年中心工作，尝试了很多连结青少年和小区的工作，「有时会做一些监察区议员的工作，所以当时做青少年中心都不会离开小区。」

做了十年社工，觉得需要去进修，吸取新的东西和想法。1995年，阿施再次回到社工的领域，却突然觉得，世界好像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我选择了去天水围工作」，阿施在屯门工作了十年后，发现自己对于新市镇很有兴趣︰「我猜都是跟做小区发展的工作有关，屯门以前也是新市镇，虽然居民从市区迁入有很多适应上的需要，但同时也为小区带来了很多生气和希望。」

然而，这个行业的氛围也正面临巨大的转变。

「我1981年入职时，机构对于新同事的指引，是未来的远景，例如这三年内会做怎样的服务。」到了后来，特别在一笔过拨款通过后，「跟新同事讲的指引，已经系变成了一年要跑几多数，一坐低就讲数字，而不会去讲个小区系点、服务对象有咩需要、计划可以怎样去帮助…..没有这些了。」

2000年，社会福利署推行了一笔过拨款津助制度，每年向社福机构提供资助，以「自主灵活地调配资源」为名，代替过往「实报实销」的形式，而社福机构则需要向社署提交财务报告以及服务表现的数据。

阿施觉得，订立数字本身不是一个大问题，但在一笔过拨款的制度下，追逐数字成为了社福机构的常态︰「如果数量太多，质素会兼顾不到的，我们这一行，是要跟服务对象建立关系，协助他去面对问题，无时间系做唔到，但如果太多的数量，社工分到每个人身上的质会减少，即使你工作更多的时间，但人的精力始终是有限。无可能要求数量是愈来愈多。」

人是最重要

另一方面，为了获得资源去做服务，「跑数」以外，社工还要处理很多额外的行政工作，每个社工都疲于奔命时，她入行最初所珍惜的那种「师徒关系」，也几乎消失。阿施慨叹︰「唔知几时开始，会相信了社会工作是可以量化。做了100个case，不代表就有成效，大家都没有再追问，在数字的背后到底做了甚么工作呢?那些方法又是否有效?现在都不过问这些了。」

做了三十多年社工，见到行业的变迁，也在漩涡当中，那些看不过眼，都源于她一直相信，在社会工作裹头，人才是最重要的︰「好睇重每一个人的价值，好睇重这个社会是否公平公义地去对待每一个人，我觉得这些才是社工最重要的价值，简单来说，便是以人为本。」

编辑：涂传博 审编：XK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