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社区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路径

尽管中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已经有十年时间，而且社区已经成为社会工作者开展专业服务的最重要场所，但是作为社会工作三大专业方法之一的社区工作，依旧是最难运用和实施的。在社区开展服务的社会工作者不是被碰得“头破血流”，就是找不到专业的发展方向，因为社区与社会制度的连接最为紧密，它需要社会工作者不仅从专业技术层面，同时也从制度层面反思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

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在社区开展专业服务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两难困境：在社区活动层面需要与社区工作者比较，在微观辅导层面又需要与心理咨询师比较。例如，如果社会工作者在社区组织了一场活动，不仅社会工作者会问自己，就连社区工作者也会询问: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体现在哪里?与社区工作者组织的社区活动有什么差别?而如果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开展的是微观辅导，询问的就不仅是社区工作者，还会包括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的辅导治疗与心理咨询到底有什么差别?从表面上看，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很难说清楚，似乎社会工作者并不处于“弱势”，但实际上，由于社区工作者长期生活在社区，他们对社区的了解往往比进入到社区开展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强得多，而且由于长期的合作关系，他们拥有丰富的社区共建单位的资源。这样对比下来，社会工作者常常处于劣势。与心理咨询师相比，社会工作者在微观辅导治疗服务方面的能力就显得非常不足，不仅因为目前国内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院校的训练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精细程度，就社会工作实务训练本身来说，也因为它的跨度比较大，很难达到心理咨询师训练的专精要求。但是，如果在社区活动中，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就比心理咨询师强，而在辅导治疗服务中，社会工作者又比社区工作者强。显然，社会工作者的这一特点是与他的专业定位和专业训练有关，既关注心理，也关注社会。如果用图表来表示，社会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的能力强弱如表1。

为什么西方社会工作在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进程中没有遭遇我们遇到的难题？

因为西方的社区概念与我们有很大的差别，他们没有社区居委会(农村是村委会)，也不存在与社区工作者的比较问题。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西方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与心理咨询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面临如何回应20世纪初因一战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服务需求，特别是二三十年代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的引入，使得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越来越趋同于心理咨询，甚至有的学者直接把两者等同起来。不过，在中国，心理咨询的发展明显早于社会工作，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引入和推广之后，到了90年代心理咨询这门学科和职业已经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

在社区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的夹缝中，中国社会工作者不能走西方那样的专业化发展道路，像他们那样采用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分别专业化的方式，而需要把微观的辅导治疗服务搬到社区的自然生活场景中，与社区的大型互助活动结合起来;或者由大型的互助活动延伸出微观的辅导治疗，使得社会工作的辅导治疗技术与社会支持技术紧密连接起来，相互促进，既发挥社会工作的“心理”的优势，又拓展社会工作的“社会”的长项，更好地实现社会工作所推崇的这门学科的专业基础：“人在情境中”。显然，走综合服务的道路，将微观的辅导治疗与宏观的互助活动整合起来，才是中国本土社区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可行路径。

在这种综合服务的逻辑下，社区工作者显然不如社会工作者，因为社会工作者能够把社区的大型互助活动与微观的辅导治疗衔接起来，由一般人群的互助服务延伸出特定人群的辅导治疗，提升服务的精准性。然后，再由特定人群的辅导治疗扩展成一般人群的互助服务，提升服务的互助性。这时的互助活动是以特定人群的辅导治疗为基点的，不仅方向更加明确，而且内容也更加深入，具有了风险识别和预防的功能。同样，在这种综合服务的逻辑下，心理咨询师也不如社会工作者，因为社会工作者能够把微观治疗服务与宏观的大型互助活动结合起来，由特定人群的辅导治疗扩展成一般人群的互助活动，再由一般人群的互助活动延伸出特定人群的辅导治疗。这样，不仅让特定人群有了参与环境改造、发挥能力的学习机会，而且保证了特定人群有了更有力的社区社会支持网络。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讨论社会工作者的作用，不是为证明谁比谁强，而是为了寻找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工作中的专业位置。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工作者在本土社区社会工作中的专业位置既不同于社区工作者，也不同于心理咨询师，是社区场景服务中的专业者，采用的是综合服务逻辑，需要把微观的辅导治疗与宏观的互助活动整合起来。如果用图表来表示，社会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三者的专业位置如表2。

通过表2的专业位置的比较就可以发现，在社区开展专业服务的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位置正好在社区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之间，服务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社区的危机处置和预防、困境应对和支持网络建设、风险识别和管理以及能力提升和互助等。值得一提的是，将微观的辅导治疗与宏观的互助活动结合起来并不是简单地将两者加在一起，而是依据服务对象自身成长改变的逻辑把两者连接起来。这需要中国社会工作者做到三个改变：

1.视角的改变

即把服务对象放到日常生活中，从他自己的成长要求出发选择和确定服务的方式，而不是依据服务的方式分析服务对象的需要;

2.评估的改变

即根据服务对象的成长改变要求采取综合评估的方式，从整体的视角把握服务对象不同生活层面的不同发展要求，从而能够设计出综合的服务介入方法;

3.焦点的改变

即在服务开展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需要特别关注不同服务方式的连接和转换，学会创造有利的服务条件，利用服务中出现的机会。

总之，这种自然生活场景中的综合服务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要求，它依据的是生态系统视角，要求把服务当作是生活成长的陪伴，而不是辅导室的治疗或者实验室的强化。

编辑：涂传博 审编：G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