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辅导之社会工作专业介入

随着社会的转变以及各种压力的形成，社会工作者跟进的个案中，情绪辅导类个案的比重不断上升。为了避免标签化以及偏向化的引导，我们更多地将这类情况称为情绪困扰类而非“精神病”或“心理问题”。一般情况下，服务对象前来求助时都会询问自己是否需要看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生，不少人也会选择约见心理医生，而在我看来，对于很多求助者的情绪困扰，社会工作者是有能力进行专业介入的，求助者并非一定要服用精神科药物进行治疗。在我看来，心理治疗与社会工作介入的最主要区别不是理论依据的不同，而是所介入的范畴不同，心理治疗更注重在一个限定的区域(可能是心理咨询室)中针对单独个人进行内心的剖析治疗，社会工作介入针对的则往往不单是案主本身，更多的是每时每刻影响着案主的环境，包括家庭成员、同事、朋友等，因为这样更能综合地判断评估和有效跟进。

情绪辅导与强迫症

以情绪辅导中的强迫症辅导为例，其治疗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药物治疗，通过此方法能较为简单有效地达到治疗目的，但服务对象一旦停药，常会很快复发;二是通过认知行为治疗模式(C B T)去跟进，C B T能帮助服务对象加深对强迫症的理解和洞察，增强其应对强迫症的能力，促进其心理发展与成长。认知行为治疗主要是针对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和不合理认知导致的心理问题，其主要着眼点放在患者不合理的认知上，通过改变患者对自己、对人或对事的看法与态度来改变其心理问题。社会工作者运用认知行为治疗进行介入时，往往更多地使用“ABC”理论。

而在强迫症的认知假设中，认知行为治疗有了更深的探讨，假设中认为：由于服务对象的一些负面认知评价，激发个体的焦虑、恐惧或烦恼，才成为强迫观念，这些观念迫使患者不得不采取缓和、克制或试图回避的行为反应。一旦焦虑、恐惧的强迫观念与冲动出现，服务对象马上用一连串的行为进行反应，以求减轻焦虑与不确定的感觉。结果由于强化的作用，侵入性强迫想法更频繁地产生，造成了两者的恶性循环圈，这就近似于人们常说的“越回避越害怕”的状态。

认知行为治疗针对强迫症的治疗关注三个方面：一是自身的强迫观念与冲动，这些观念与冲动往往与服务对象早期的成长经历有关;二是服务对象为减轻焦虑而采取的一系列强迫行为;三是回避，包括外显的回避以及隐藏的回避。

Z女士的个案

下面笔者借助一个强迫症个案进行情绪辅导探索。案主Z女士前来中心求助，表示近段时间很烦，会不断地想一些不知道是不是实际存在的事情，例如去厕所时会不断怀疑门有没有锁好，穿衣服时会不断地在镜子前查看是否已经穿好，与朋友聊天时会不断重复自己的话语以确保没有讲错，会不断怀疑手机的摄像功能是否打开了以致自己拍的照片会传到外面等。求助初期，社会工作者尝试运用尺度问句邀请案主从1-10之间进行选择，1表示心情影响程度较低，10表示心情十分糟糕。当询问案主目前的状态大约在哪个程度时，案主表示是7。

社会工作者通过几次多维评估面谈后，初步判断案主出现了部分强迫症的行为，双方商量后决定先进行社会工作介入，这期间观察跟进效果以及案主的状态，然后再决定是否有必要寻求精神科医生或心理治疗师的治疗。

社会工作者初期与案主共同探讨了两种比较适合的治疗模式，包括短期焦点解决模式以及认知行为治疗模式，在案主了解了认知行为治疗关于强迫症的治疗原理及过程后，双方共同决定运用认知行为治疗。认知行为治疗的前提是案主本身对治疗模式的了解以及配合。在相关基础工作完成后，双方共同认为，由于案主不断觉得手机会突然拍下自己的照片并上传到网上，以致不敢使用手机，这对案主的生活和工作都有切实影响，于是一起商定了初步的治疗目标——减少对手机的频繁猜忌及恐惧。

社会工作者引导案主在认知行为治疗模式理论下共同分析，由于案主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经历(如案主曾在冲凉时因煤气爆炸而导致自己的身体裸露在他人面前)，有些事情当时没有引起家人的足够重视，也没有及时进行情绪疏导，可能短期内案主能将这些恐惧的情绪暂时压抑下来，但当后期出现某些导火线时就很可能引发案主的连续反应，包括一些负面认知评价(案主会觉得环境对她来说很危险，不能由自己把握，有可能突然就会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这些负面认知激发了案主的焦虑、恐惧或烦恼，成为强迫观念(例如“手机会自动将我拍下来发到网上”)，这些观念迫使患者不得不采取缓和、克制或试图回避的行为反应。一旦焦虑、恐惧的强迫观念与冲动出现，案主马上用一连串的行为进行反应(例如经常确定手机是否打开了拍照功能、选择远离手机或直接关机)，以求减轻焦虑与不确定的感觉。结果由于强化的作用，侵入性强迫想法(如手机会自动拍照上传网络的想法)更频繁地产生，造成了两者的恶性循环圈，这就近似于人们常说的“越回避越害怕”的状态。

当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共同运用认知行为治疗模式分析了整个循环圈之后，要使用O C D治疗有效预防或阻止出现强迫性仪式行为是非常关键的，这就是“反应预防”或“反应阻止”。简单来说，就是要折断这个恶性循环圈，避免或者减少“回避行为反应”的出现。这需要社会工作者同案主一起商定全面细致的计划，例如尝试接触手机或主动用手机拍照等。在个案跟进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认为这些“反应阻止”最好从案主自身觉得容易做的事情做起，如先从一些与自己无关的外物的拍摄等做起。后期经过反思及配合家人共同跟进治疗计划，社会工作者发现案主有了很多改变，从恐惧回避关机，到一天内手机可以有一定的时段是开机状态，再到愿意尝试每周发2-3条彩信给信任的人(包括家人、社会工作者)分享生活的点滴等，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诚然，个案的跟进过程并不像一场手术那样能够有鲜明的时间效率性，但社会工作者能做到的是让服务对象感受到陪伴和专业的支持。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跟进情绪辅导个案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努力方向并不完全是让服务对象消除负面、否定的想法或情绪，更多的则是与服务对象共同学习如何学会与情绪共存。

编辑：涂传博 审编：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