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困惑与思考

社会工作进入中国有两个过程：一是知识体系、理论原则、实务技能的本土化过程;二是社会工作价值观以及专业伦理的本土化过程。社会工作价值观与专业伦理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社会工作价值观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反映，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共享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追求。社会工作的专业伦理，则是社会工作价值观在社会工作实务特殊领域、特殊活动中的运用。

社会工作的价值和伦理是社会工作“德”的方面，与“才”即知识和能力一起构成社会工作者的基本专业素养，无论是一般价值观(利他主义、个人价值与尊严等)还是特殊的专业伦理(承诺、尊重、自我决定、保密、个别化等)，在西方社会工作实践中均获得了广泛认同。但是这些价值和伦理在中国有什么不同要求，实践中具有什么不同形式，尤其是应提出和遵守哪些本土价值观和专业伦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当今社会工作界的重要任务。

笔者在2013年开始承接了一项农村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近两年实践中的反思告诉我，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和专业伦理实行起来比其他方面更加艰难。项目由专职社工(6人)和社会工作本科实习生(90余人)参与。实践过程中，无论是专业社工还是实习生，实务方法技能的培养不是大的问题，经过几轮培训以及相互的交流，都有明显提升，即使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专业的开展;最大的困惑往往来自价值观的问题和对专业伦理的思考，它们往往直接影响社会工作实务的开展。

一是社会价值观与专业价值观的关系。专业价值观是对社会价值观的反映，两者有一致的地方，也有矛盾冲突的地方。社会工作对弱势群体利益、社会正义给予高度关注，要求社会工作者为他人福利无私奉献、勇于承担。社会工作职业不以自身谋利或职位迁升为目的，社会工作机构也不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些显然与当今社会价值理念中的竞争创优、效益最大化具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立德、立功、立言影响以及现代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法则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多追求获取更大物质利益的人生目标、职业理想。年轻的大学生们往往陷入深深困惑，社会工作的终极意义是什么?是直接帮助弱者更有意义，还是在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建功立业，做一个职场成功者更有意义?

二是专业伦理与个人伦理的关系。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价值应该与社会工作者的个人价值相一致，但这不是天然形成的，需要教育和实践。往往有这样一种现象，在学校课堂上，在分析社会不公、弱者缺乏关爱时，同学们似乎有一种慷慨的伦理投入的冲动。但一进入社会实践，特别是进入不熟悉的农村生活，在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学生们很快就动摇、困惑。如社会工作伦理要求平等、接纳、不干预，但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生活环境恶劣，完全没有环保意识的村民随意破坏环境，能够接纳吗?能不持批评、干预的立场吗?看到失学在家的儿童或者未成年打工者，能坚持案主自决吗?

三是不同角色间矛盾的关系。我们项目活动中的农村社工既是社会工作者身份，又是大学生、当代青年甚至还有其他政治身份，集多角色于一身。面对案主反映村干部以权谋私、腐败、财务不公开、修路款不知所踪等问题，将如何面对呢?作为社会工作者，主要是服务案主需求，在社工职责范围开展服务。可是社会工作者又是社会一员，必须担当社会责任，坚持正义，反对社会不公、消极腐败现象，这种多角色产生的内心矛盾常常使社会工作者处于彷徨之中。

四是多面忠诚关系。社会工作者受雇于机构，对机构忠诚是专业伦理要求。另外，社会工作者又要忠于案主、服务于案主。在机构和案主之间有不一致时，又该怎样协调呢?如在农村社会工作中，机构有时会接到所在地政府安排的临时性政治任务，要求协助完成。机构也会部署一些任务给社工，这些任务可能会涉及案主的隐私，可能是案主不愿做或不愿配合的事。还有为了应付各种检查、评估，机构可能会让社工做一些不真实的材料甚至假材料，是忠于机构，还是忠于事实、忠于案主?

这种实践中的价值和伦理问题，使不少社会工作者感到十分困惑。这些困惑，现成的教材中找不到答案，也是西方社会工作伦理体系中没有的。但社会工作本土化离不开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推进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也绕不开这些问题。可是，我们社会工作教育界并没有认识或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只重知识和技能的传播，轻价值和伦理培养，甚至在课程设置上完全没有社会工作伦理的地位。据调查，在广州市6所具有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中，开设社会工作伦理课程的只有1家。而且，无论是社会工作伦理课程还是在其他社会工作专业课程中，涉及价值观和伦理问题时，照搬照抄的多，只注重引进介绍西方社会工作伦理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在中国文化背景中产生的社会工作伦理问题极少有人研究，更缺少实践中的总结归纳。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价值观和专业伦理的建设与教育，比其他方面的知识构建和实务训练更为重要、更为艰难。

编辑：涂传博 审编：mo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