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动物有无人权？——读Ben Davis《古根海姆中国展：紧急撤展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

展览海报

以《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为题的当代艺术展正在美国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展示了来自70多位艺术家和艺术小组的共计约150件作品，是迄今为止在北美举办的同类型展览中规模最大的。展览由古根海姆三星亚洲艺术高级策展人兼全球艺术高级顾问孟璐策划，并与客座策展人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以及策展顾问罗马21世纪当代艺术国立博物馆艺术总监侯瀚如协同策划。

这个展览因为古根海姆博物馆将三件作品从展览中撤出，引起轩然大波。根据Ben Davis统计，“目前近76.9万人在Changer.org组织的在线请愿书上签字”(现已有80多万)。

对这个展览的讨论正在进行中，由此引发的相关问题持续发酵，并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海内外同行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认知。

黄永砅《世界剧场》现场，1993

黄永砯《世界剧场》，笼中有活的昆虫与爬行动物

黄永砅在飞机上用垃圾袋回应本次作品被撤展

1989后的中国艺术的确值得重新研究与书写。这里先扫清障碍，讨论该展由动物作品引发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权力的游戏，是因为策展人对待公众批评的态度，侯瀚如认为“争取艺术表达的自由，无论在哪里，在什么时候”，但如果有人认为“911恐袭”也是艺术行为或行为艺术，那对于艺术表达的自由有没有一个需要去否定的界域?因此，不能用“争取艺术表达的自由”这种精英化的“政治正确”，来回避对问题本身的讨论。

必须直面的问题是：动物有无人权?

这个问题看起来悖谬，其实不然。让我先讲一个孟子见齐宣王的故事(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说了这么一件事：齐宣王看见有人牵着牛从殿下走过，就问把牛牵到哪里去，牵牛者回答杀掉牛以血祭钟。齐宣王说你放了它吧，我不忍心看到它害怕发抖的样子，毫无罪过却要被处以极刑。牵牛者问那么不祭钟了吗，齐宣王说怎能不祭钟呢，用羊来代替牛吧。老百姓以为齐宣王吝啬钱财，用羊去代替牛。齐宣王自认并非如此，只是实在不忍心看到牛赴死时害怕发抖的样子。这里有一个问题：齐宣王如果可怜这条牛毫无罪过而被宰杀，那牛和羊有什么区别呢?齐宣王不能自圆其说，而孟子的解释是：这种不忍心正是齐宣王有仁慈之心的表现，因为齐宣王亲眼看到了牛而没有见到羊。孟子进一步分析说：君子对于飞禽走兽，见到它们活着，便不忍心见到它们死去;听到它们哀叫，便不忍心吃它们的肉。所以孟子的结论是：君子远庖厨。

孟子倡导用道德统一天下的王道，在今天看来似乎是非常虚伪。但仔细分析，其实人对动物有怜悯仁爱之心乃是真实的，问题在于孟子所处的古代社会，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不同等级，杀牛由小人(劳动者)来做，君子(劳心者)则要保持道德品性。现代人没有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所有人全部去做君子不可能，那就都去做小人全然不顾对待动物的怜悯仁爱之心，这可以吗?

事情显然没那么简单。

孙原、彭禹《犬勿近》

孙原、彭禹《犬勿近》现场

孙原、彭禹《犬勿近》，2003,7分钟长的视频中呈现了八台跑步机上的八只美国比特犬

波德莱尔说“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和偶然，是艺术的一半;它的另一半是不变和永恒。”Ben Davis文章谈到，郑美玲曾写过专门论文《动物作品在中国》。尽管作者对此类作品持开放与宽容的态度，但郑美玲也不能完全接受孙原和彭禹之作，比如将一头猪的胸腔打开，露出心脏，再缝合，结果导致猪的死亡。同样的作品还有把活体动物穿成肉帘，让动物在挣扎中慢慢死去。对这样的作品，仅仅用“艺术表达的自由”来加以言说，显然是不够的。侯瀚如在其访谈中用道家“天地不仁”的说法，来表明“世界的命运是自身的规律，这种规律不以人类的道德观念而改变。”留下的问题仍然是：世界的命运之道不光有“人类道德和艺术的自由表达之间的冲突”，还有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尽管恶也能推动历史，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天地不仁而人有仁，趋真向善作为人道，乃是一种更为基本与根本的历史动力。

侯瀚如用“这个事情除了有关道德和表达自由的冲突之外”一句话排除讨论，口锋一转，极有技巧地把这个话题引向“当今世界的新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上升的倾向”，还有新自由资本主义、新专制主义等等。其实他想说的是公众舆论，一是“有不少人会拒绝对于不熟悉、不理解的事物进行自由理性的讨论”，二是“大众媒体更是顺水推舟，把它们变成容易销售的新闻加以炒作”，这些说法不无道理，的确“很多在文明和民主社会里的约定俗成的关于自由、禁忌和本来应该引发对于固有观念的怀疑和讨论的文化艺术表达(以及其表达渠道——机构、舆论等)的价值体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但问题恰恰在于：重要的是必须“进行自由理性的讨论”，讨论要针对的不仅仅是新闻炒作与媒体推波助澜，而是此类作品不可回避的动物权利意识、生态意识和伦理意识，尽管这种讨论是历史性的、差异性的、动态化的和文化政治学的。

首先，博物馆没有对诸如《犬勿近》这样的作品在展前作出有效说明。古根海姆博物馆呼吁“公众去考虑其艺术与政治语境，然而他们却没有提供任何语境”，“公众该以什么方式考量为何艺术家会创作这些作品?这个中国艺术大展的前提是：中国观念艺术的转变在美国并没被广泛熟知，就连许多专家也不了解。”(Ben Davis)博物馆公共艺术活动需要公众最大程度的理解，而古根海姆的公关只是说：“虽然这些作品已经在亚洲、欧洲和美国其他地方的美术馆展示过，但来自社会上露骨的不断重复的暴力威胁让古根海姆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撤展之仓促，“博物馆方面这样突发的举动甚至都没有告诉艺术家”(黄永砯)。并且，也没有充分说明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暴力威胁必须撤展?为什么对此内幕的详情不能公诸于众?Ben Davis分析说，古根海姆“这样高度精确的解释听起来有意义，却什么也没解释”。

这是因为策展人本来就不想或不愿尊重公众，还是要蓄意炒作舆论以获得轰动效应?邓天媛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激烈的外部反应也许恰恰是策展人意图达成的”(《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ARTFORUM展评》)。这里是否有策展团队和古根海姆博物馆作为艺术机构合谋操纵舆论的企图?策展人孟璐一开始就知道“动物是第三轨(是极富争议且不能碰的问题)，甚至那些暗示动物惨遭虐待的最微弱的声音都可能引起一场美术馆自杀性质的大危机”。——但这样的危机对于媒介即讯息的网络时代，也同时是博取名利的大机会，这是不言而喻的。孟璐说“在《世界剧场》中这些动物本来就是宠物模式喂养的”，它们不再是野生动物。也就是说，这些动物成了宠物，就可以艺术之名“惨遭虐待”。“艺术家要求我们考虑的是地球本身——《世界剧场》——他们都是不同的物种，为争夺主导地位而竞争，但这也是一个共生现象，因为我们都在同一个星球上”，“所以黄永砯看到他的作品不仅相互杀害，而且互相滋养。”孟璐在10月13日学者邀请会上说：“推特上为保护动物呼吁撤展的多达八十万人，而今年八月份在弗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导致人员伤亡惨重的新纳粹主义暴动只有三十多万人转发”。推特数量多少能否证明对错是非?这话想要说明什么呢?人员伤亡惨重令人哀痛，动物惨遭虐待就是活该的么?

如果沿着这个思路推论下去，人为地球物种之一，也应该“不仅互相杀害，而且(互相食用并)互相滋养”。但为什么时至今日，文明时代的人类不再像原始人那样以人吃人的方式来滋养人作物种的共生现象呢?人类是不是仍然需要相互之间人吃人，并且“他们会消化，由此滋养，然后继续前进”呢?难道《世界剧场》的本意就是要导向这样“残忍和野蛮”吗?这种刻意极端和令人震惊的艺术形式的确可以刺激观众和围观者，但还是不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艺术，难道不值得认真讨论吗?Ben Davis很客观地指出：“我们动物权利活动家正在走着老路。这意味着关于这种艺术，或者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值得去整理一番的”。

我不认为“艺术与动物的权益之争都是口水之争”(熊云皓语)，老实说，要认真深入地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来龙去脉，廓清公众关注的外围纷争是必要的。因为正是这样的纷争，遮蔽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实状况，而使某些操盘手企图垄断中国当代艺术批评话语权。这是我不惮于去谈论动物权利意识、生态意识和伦理意识的原因。

动物权利意识其实是当代人权意识的组成部分。

首先是保护生物链及物种延续的生态意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如青源惟信禅师所言：第一阶段自然强大，人类只能从属于自然;第二阶段人力增强开始改变自然并征服自然;第三阶段则是到了人类纪，人类必须保护自然，才能使人类与自然共存。(“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故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拯救濒危动物和保护野生动物，既是自然主义亦属人文主义，这才是当代物种共生的思想。灭绝物种和灭绝种族一样，应当同属反人类罪。当然，某一物种过度繁衍，影响其他物种共生时，则应该进行控制，比如澳大利亚的袋鼠数量。这和人口增长过快要进行计划生育一样，只不过是控制方法不同罢了。

另一个层面的动物权利意识和生态意识，表现在关于动物的伦理意识中，是对动物个体而言的。这一点必定会与不同文化传统及其习俗发生关系。Ben Davis指出：“(在美国)我们对于动物权利问题的特别敏感源自以下几个因素的结合”：一是城市环境中喂养宠物的习惯，二是食品与消费的资本主义生产及其问题。但这种文化差异正在发生全球性改变，《国家地理》杂志援引国际动物权利专家Peter Li关于中国对待动物态度的观点，1992年只有一个注册动物保护组织参加非政府组织人类社会与动物亚洲动物论坛年会，而现在至少有200家主张动物福利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注册机构，其中还不包括许多动物庇护所和救援活动。(见Ben Davis文)

一方面，善待动物组织(PETA)主席Ingrid Newkirk认为，只有病态的人才会喜欢看动物之间相互争斗、残杀，古根海姆应该拒绝迎合这种扭曲的需求;另一方面，巴德学院策展研究中心主任汤姆·埃克尔斯(Tom Eccles)认为，展出激进的甚至引起不安的作品是美术馆、博物馆的使命之一。——这体现出对于动物作品不同认识的博弈关系。至于为什么古根海姆中国展的动物作品集中在1989年至2008年期间，并且这段时间中国大陆会出现动物作品“行为艺术热”，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再作讨论。

但不管怎样说，对动物个体的保护已成为全球文化“自然——人文”意识的一种进步。任何个人作为正常行为主体，如果蓄意虐待、虐杀和恶意伤害动物，应该受到制约和谴责。艺术创作特别是当代艺术创作，的确有一个从法律边界到舆论是非的灰色空间，但艺术家难道不应该考虑人类保护自然生态的历史进步吗?把动物保护组织及其人群的反应完全说的是“现代社会严重的新奴性(新闻媒体、网络媒介)产生的人云亦云”(黄永砯)，显然不是真正“进行自由理性的讨论”的态度。田霏宇在10月14日纽约亚洲艺术周论坛上说：“我在一个集权国家工作十余载，但是我受到过的最强烈的暴政却是在民主国家美国”。这样夸大其辞、哗众取宠的说法，在美国很安全，而在一个集权国家你去试试看。这位策展人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真不懂是傻冒，装不懂那就只能是别有用心了。

再回到前面孟子讲的故事。孟子所言乃是人对动物的心理反应，属于精神层面。人要杀牛杀羊，这是人类生存竞争的结果，不可避免。但人属于动物界、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对生命的爱惜，包含着对所有生命包括自我生命的敬畏之心与悲悯之情。这种心理反应是不可泯灭的。这种对于动物生命现场遭遇的怜悯惜爱之情，即使是象征性的，也应该得到某种保护并在当今世界关于动物个体的权利意识中得到体现。在人类纪、地球村和互联网时代，我们需要更有耐心和更加细致地去处理人类和自然、自由主义和动物权利在艺术创作中的相互关系。

徐冰《文化动物》1994，猪背上印着英文单词和艺术家创造的“假”中国文字

徐冰作品因争议被撤下，旁边写有《艺术家声明》。

坦率地讲，当年我在中央美院现场参观徐冰《文化动物》展览时，的确心有戚戚焉。徐冰作品用种猪交配，作为东西文化关系的某种比拟与象征，无可非议。但当时是北京天气很冷的隆冬季节(现场照片周围的人都穿着厚厚的棉衣)，而徐冰为了要在猪身上印两种文字，把猪毛全部刮掉。我看见两头猪被冻得一直不停地颤抖。——这个作品要表达的东西，非要让动物受冻不可吗?我不以为然。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不影响表达的情况下，顾及动物作为肉身存在的真实处境，顾及到对于动物个体的权利意识呢?

刘小东，《烧耗子》，1998

此外，关涉动物活体的艺术行为还有一个界限，比如刘小东油画《烧耗子》，这是绘画作品而并非虐待动物的实施行为，但画无妨。克莱因从二楼上跳下来，尽管很危险，但也只是让自己接受考验而已，并不是把别人推下楼去。何云昌作为中国最优秀的行为艺术家，损伤的只是自己的身体而不是他人，甚至取下自己身上一条肋骨(《一根肋骨》)，或者是在自己身上划出一条1米长的伤口(《一米民主》)。何云昌这样的作品，其对生命意义的挑战，体现了一个真正艺术家的人文情怀和人权意识。艺术没有绝对的民主，也没有绝对的自由。吴冠中说“知识分子的天职是推翻成见”，他指的是阻碍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成见而不是相反。

至于有人强辞夺理，硬要说无端虐待与虐杀动物有理，我只能回答：道不同不相与为谋也。

编辑：唐仁凤 审编：T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