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佑平：企业、慈善与改革开放三人舞

刘佑平，公益慈善工作者

不久前，我从中国慈善联合会退休了。我最近一直在想，虽然退休了，但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让仁义复兴——并没有达成。

恰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这次三中全会主题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真正过上美好生活的宏伟目标。我想借这个机会，谈谈中国慈善事业特别是企业慈善与“改革开放”这个主题，试图与大家探讨如何跳好企业、慈善与改革开放的三人舞。这也是听党话，跟党走，跟紧中央步伐，跟紧社会热点潮流。

我是学历史和中文出身的，搞慈善是半路出身。所以，我会给大家讲讲历史，讲讲故事，从国家大局和社会经济发展大势出发，谈谈对企业慈善的新观察，希望从历史走向未来，以仁义复兴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想跟大家分享两点思考：

一个是纵向的，以历史的视角，观察改革开放对企业市场和慈善事业的影响。我的发现是：现代慈善特别企业慈善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产物，是改革开放后重出江湖的中国财富新游戏，其兴起和发展，与国家产权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密切相关。要发展好企业慈善，必须进一步促进社会财富形态和收入分配制度的现代化改革。

第二个是横断面的，从企业与慈善组织、市场与慈善事业等维度，来观察当下中国企业慈善现状，就会发现：企业与公益慈善组织，商业与公益慈善事业，是现代文明这枚硬币的两个面：一面是企业、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一面是慈善组织、慈善家或公益领袖和现代公益精神。这两者是一种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理应互为支持，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作为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慈善古今中外都有，在中国历史上，民国时期更有较大发展，出现了如卢作孚和张謇等创办的民族资本企业，对国家、社会、人民贡献巨大，其慈行善举，家国情怀，成为今天民营企业家的榜样，也被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充分肯定。

企业慈善在中国大陆的消失，是从1954年实行公私合营和1958搞人民公社、“大跃进”，就是计划经济和“一大二公”、国家和单位统揽社会福利之后。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等共产主义的元理论中，没有慈善的基因，马恩对慈善是采取批判和否定态度的。慈善捐赠以私有财产为前提，而共产党人的理论，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共产党宣言》)。而那时我国无论是主流理论，还是社会大众思潮，也都认为资本是肮脏的，慈善只是资本家和地主们的伪善。有1991年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为证，其“慈善事业”条称：“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它的社会效果存有争议。”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确认，思想解放为慈善事业的复兴奠定思想基础;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把全党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内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实行开放政策。而中国的现代企业慈善，正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改革开放，随着国门打开，两股力量开始进入中国内地：一是大批国际企业、跨国公司;二是国际非政府组织、慈善组织，如美国的福特基金会自1979年就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华开展工作。同时，国有企业开始改革，民营企业开始产生。不久，国内公益慈善性基金会开始出现。如，1981年4月4日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成立、7月28日中国儿童少年公益基金会成立。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的财富轨迹，开始历史性的变道。

1987年，国务院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中国政府同美国福特基金会签署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福特基金会协议备忘录》，同意福特基金会正式在华设立北京办事处。同年，广州市开通全国第一条志愿者服务热线电话——“中学生心声热线”，拉开了中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序幕。中国大陆第一批志愿者诞生。

1988年11月，《基金会管理办法》出台，“基金会可以向国内外热心于其活动宗旨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募捐以筹集资金。”“基金会可以将资金存入金融机构收取利息，也可以购买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但购买某个企业的股票额不得超过该企业股票总额的20%。”

1989年，“希望工程”开始启动。同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出台。

1990年9月5日，邓小平为“希望工程”题名。同年，全国第一个正式注册的志愿者社团——深圳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诞生。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解决了姓“社”姓“资”的争论，要求“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中国这趟高铁，又回到市场经济正轨。同年，邓小平两次为希望工程捐款。

1993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进《宪法》。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开设“希望工程大家谈”专栏，呼吁公众参与公益慈善。

1994年11月2日—4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确定在企业开展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政企分开和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生，为企业开展公益慈善事业打下了组织基础。

同年，厉以宁出版《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按照兼顾效率和公平原则，侧重公平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这一收一支所进行的再分配;第三次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资源捐赠而进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年，《人民日报》发表《为慈善正名》文章，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一大批慈善会应运而生。现代慈善事业开始复兴。

同年，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发起以我国民营经济人士为参与主体，以促进共同富裕为宗旨的社会事业——光彩事业，并于第二年成立光彩事业促进会。

1995年8月10日，建国以来首次“全国慈善工作经验交流会”在上海召开，慈善组织开始行业交流;9月4日,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95北京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NGO论坛)，全球超过1万名非政府组织人员参会。NGO(非政府组织)全面进入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以及社会精英视野。

1997年，全国第三次慈善工作会议召开，厅以宁再次阐述了他的第三次分配观点，并指出慈善事业就是社会产品的第三次分配。郑功成教授发表《关于我国慈善事业的理论与政策思考》，首次提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理论命题，并在第二年提出慈善事业属于混合分配方式的观点。

1998年，长江大水、松花江大水。8月16日，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了中国第一个电视募捐专场晚会，筹集了3亿多元的善款和物资。中华慈善总会抗洪救灾募捐总计达70多亿元，我国全年捐赠总额首次突破100亿元，企业是第一大捐赠主体。企业和民间对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第一次得到放大，引起全社会特别是政府高度关注。

1999年《公益事业捐赠法》出台，国家鼓励和支持企业慈善成为法律，“公司和其他企业依照本法的规定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

2000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试点方案》提出了“发展慈善事业”的要求，“大力发展慈善机构、服务于贫困家庭的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非营利机构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可按税法有关规定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企业和个人向慈善机构、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可全额在税前扣除。鼓励社会各界向贫困家庭提供法律援助、基本医疗服务，为贫困学生提供助学金”，标志着慈善首次进入政府文件，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

2003年“非典”，《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向防治非典型肺炎事业捐赠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和《补充通知》，“对企业和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向防治‘非典’捐赠的所得税税前全额扣除优惠政策，其适用范围包括纳税人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慈善总会下设各省、市(地级)地方分会或协会的捐赠。”受此影响，企业捐赠再次出现高潮，仅卫生系统收到捐赠就达到7亿多元。“非典”捐赠数十亿元中，各类企业是绝对捐赠主体。

同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2004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修宪，“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写入《宪法》第21条;“公民合法的私有财富不可侵犯”写入《宪法》第22条;“国家建立和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写入《宪法》第23条，从而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公益慈善事业和社会保障事业的最高法理基础。

同年出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鼓励企业、私人捐赠财产设立非公募基金会，标志着企业基金会在中国大陆的恢复，一批中国企业基金会产生。

同年，《非营利组织会计办法》出台，标志着非营利事业，得到了国家财政部门，也就是中国政府的正式确认。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顶层设计初步完成。

正是在这一年，阿拉善生态协会SEE成立，标志着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公益觉醒。多年财富排行榜之后，第一张中国慈善榜由《公益时报》和《福布斯杂志》(中文版)、胡润团队联合推出，一批企业和企业家上榜。用我当时的话说，这标志着老长铜臭的中国财富身上，开始长出精神——当代中国新财富精神。

2004年年底，印度洋地震引发海啸，近30万人遇难，中国社会各界开展国际支援;2005年，我国民间捐助达6亿多元，开启了民间捐赠支援国际灾难的先河。

2005年，首届中华慈善大会召开，中国政府首次颁发中华慈善奖，表彰为慈善事业做出贡献的机构和个人，一大批企业受到表彰。

2007年3月16日上午，《企业所得税法》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以2826票赞成、37票反对、22票弃权获得高票通过。该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新税法比原来提交讨论的草案，还增加2%;而比此前例行的普通公益捐赠免税额度，更是大长了9%。我当时在《公益时报》写了一篇文章《见证善的力量影响立法》。

2008年，汶川地震激发全民慈善热情，奥运会成功举办激发志愿服务高潮，全年企业捐赠总额达388亿元，创造历史新纪录。中央电视台《爱的奉献》抗震赈灾晚会捐款额突破15.14亿元，创造义演的世纪纪录。企业和企业家个人捐赠，成为主要体。同时，100多万名奥运志愿者，创始全球奥运志愿服务纪录。

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接见中华慈善奖获奖代表，发表讲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华慈善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这次“中华慈善奖”等奖项的获得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向长期以来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海内外慈善机构、社会团体、各类企业和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充分肯定“慈善事业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崇高事业。”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申“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同时，提出“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

相比配套，在创新社会治理章节，提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

2016年，《慈善法》正式颁布和实施。对企业开展慈善活动进行了原则性的法律肯定和鼓励。同年3月4日，习近平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时指出：“广大民营企业要积极投身光彩事业和公益慈善事业，致富思源，义利兼顾，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2017年《企业所得税法》修改，企业捐赠免税可三年结转，实质性地大力支持鼓励企业慈善。

据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19年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19年企业捐赠总额达到了931.47亿元，占总捐赠额的61.71%，现阶段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绝对主体仍然是企业。

从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2020年五中全会，中央开始提共同富裕，到2021年确立浙江省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特别是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重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同时提出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此次会议一石激起千重浪，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以腾讯集团、阿里集团为代表，第一时间作出了千亿级的反应，两家加起来就是2000亿元，再次创造了中国企业捐赠的最高纪录。

2022年，党的二十大召开，中国式现代化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新时代主题。大会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明确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要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目标是助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间表和路线图，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坚定市场经济不动摇，强调“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也给在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吃了定心丸，特别是中国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强调“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

说实话，这是我在全会中读到的最积极的信号。有了这个基础，其他的一切都好办了，国家就有了希望，人民就有了盼头，企业有前途。

市场经济是大河，公益慈善是小河。大河里没水，小河肯定干涸。大河里有水，小河滋润就是迟早的事。从历史走向未来，慈善事业是现代化的重要组织部分，要发展好公益慈善事业，就必须要坚定市场经济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我一直认为，慈善领域与企业是天然的同盟军，因为只有企业做好了，源源不断地产生、增加财富，企业家、股东、员工才会有好的收入，这是慈善的前提。如果企业不好，企业家、股东、员工也不会好，收入降低，慈善的能力就下降。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渴泽而渔，杀鸡取卵。相反，慈善领域发展较好的组织，要积极支持企业发展生产，共渡难关。

公益慈善事业与商业，公益慈善组织与企业，是现代文明这枚硬币的两个面，一面是企业、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一面是慈善组织、慈善领袖和现代公益精神。这两者是一种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两种结合起来，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市场经济的方向，也是人类文明的方向。

当今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凛冬将至，如果不团结起来，共同应对，谁也无法幸免!”人类的危机在加重，中国还有很多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这个时候，唯有政府、企业、非营利领域联合起来，才能共渡难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始出一个更加繁荣、美丽、有爱有温度的世界!

期待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全面深化改革，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编辑：张贺 审编：陈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