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救援力量如何走得更远

　　2月11日，中国救援队队员在土耳其哈塔伊省安塔基亚市一处地震废墟开展救援工作。

　　截至当地时间11日中午，正在土耳其哈塔伊省安塔基亚市实施搜救的中国救援队共成功营救出4名被困人员，搜寻出5名遇难者，并对25栋倒塌严重的建筑进行生命迹象和风险评估。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摄

　　一场超越国界的大营救在多国合力中度过了第一周。

　　当地时间2月6日4时17分，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14个小时后，7.8级地震又一次在这片大地上划开了口子。当地时间2月12日，根据土耳其应急灾害管理局（AFAD）公布的数据，土耳其地震已导致该国29605人死亡。

　　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紧急救援协调员马丁·格里菲思表示，震后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向土耳其派遣了应急救援队。在国际救援的力量中，既有82人组成的中国救援队，也有至少16支自发前往的社会救援队伍，身着不同颜色制服的中国社会救援力量星星点点地扎进废墟中，完成这场超越国界的大营救。

　　在应急管理部指导下，驰援土耳其的中国基金会和社会救援队伍成立了“中国社会力量参与土耳其地震响应协调大本营”（简称“大本营”）。大本营于当地时间2月11日提供的数据显示，已有16支中国社会救援队伍、441人携597台装备抵达灾区。

　　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负责人郝南感慨，“应该是这个星球历史最强协作的巅峰时刻了”。

　　最早挺进灾区的中国社会救援队伍是来自浙江的公羊救援队。北京时间2月7日，公羊救援队第一批7名国内队员从杭州出发，转道香港飞赴土耳其，和另一名土耳其籍队员会合后组成了先遣队。

　　源源不断地，穿着不同颜色救援服的中国力量陆续抵达土耳其。他们中，有参加过17次国际救援任务的资深队员，有退伍军人、医生，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自费前往灾区。北京市通州区应急志愿服务支队一大队通州蓝天救援队教官霍昊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接到通知后连夜从吉林赶往葫芦岛装破拆装备，并接上队友往武汉集结，自费购买机票驰援土耳其。

　　助力救援队伍出征的“绿灯”也接连开启：应急管理部统一购买保险，电子签证半小时完成，边检站开辟“特别通道”引导救援队完成边检通关，航空公司安排专人和专属值机柜台为救援队办理值机手续和设备托运……

　　震后，在贵州安顺经营一家语言培训学校的郭国英意外成了赴土耳其驰援队伍的“编外人员”。因为蓝天救援队一位朋友的请求，她在短时间里建立了援土救援队的翻译志愿者群聊。志愿者们帮助的，是多支同样在短时间内完成响应、集结、奔赴灾区的中国社会救援队伍。

　　当地时间2月10日，公羊救援队队长何军发布信息称，搜救犬Lucky在土耳其哈塔伊省安塔基亚市作业现场成功搜索到一名具有生命体征的受困群众，不久后该群众成功获救。这是公羊救援队进入灾区后就出的第七位幸存者。

　　其实，中国社会救援力量并非首次出现在国际援救中。2013年巴基斯坦7.8级地震、2015年尼泊尔8.1级地震、2016年海地飓风、2017年墨西哥地震、2018年印尼苏拉威西地震、2019年莫桑比克热带气旋都曾有中国社会救援队伍的身影。

　　而在此次土耳其地震中，不仅有“国家队”力量、社会救援队伍的参与，一些央企、国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中联重科在震后第一时间组织救援团队和设备赶往灾情严重的哈塔伊省，挖掘机、履带吊、汽车吊等多种类型的设备在3天3夜中成功帮助救援队伍救出30多名被困人员。

　　郝南还记得，2019年莫桑比克遭受热带气旋侵袭时，中建八局在中国救援队抵达灾区之前，帮助打通了被洪水破坏的莫桑比克国道6号线。他认为，在国际救援中，中国基建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成为国际救援机制的一个部分。

　　爱德救援队队长崔亚洲介绍，基本上每次国际救援行动都要成立类似的大本营，帮助中国社会力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和救灾工作。

　　据了解，国内多支救援队伍都曾以《人道主义宪章与人道救援响应最低标准》为“必修教材”，构建短期救济、备灾、人道救援响应及早期恢复等多个方面的人道主义援救理念，并以此为指导开展实操培训。

　　此次土耳其灾后援助中，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国际人道救援行动小组飞赴土耳其，建立灾区救助配合方案，并做好首批物资的采购和运输。中国红十字会向同样受到地震影响的叙利亚灾区提供了首批5000人份的医疗物资。

　　不过，多支救援队伍表示，由于航空运输限制，队员主要以携带轻型装备为主，这在实际生命救援阶段也造成了一定的作业局限。

　　根据联合国国际重型救援队测评和复测，目前我国是亚洲首个拥有两支获得联合国认证的国际重型救援队的国家。郝南认为，在未来的国际救援队伍建设中，或许可以考虑走出一个中国模式，调动基建相关企业的机械能力，以及社会救援队伍的技术能力，搭建出更优化的协调机制。

　　“中国国内出现了一批符合国际标准的救援队伍，完成了从0到1的变化，但这远远不够。”郝南说道。

　　郝南坦言，他曾通过参加国际论坛或拜访相关国际人士的方式搜集人道主义援助资料，自己完成“孤本式”学习后再传授给其他救援队伍，并非救援队伍直接拿到一手教材。其次，完成学习培训之后需要得到国际认证，这就要求建立起相应的认证体系，由具备资质的专员为救援队伍“盖章证明”。此外，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支撑国际救援队伍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他看来，在提升专业能力的同时，救援队伍也需要在实践中提升国际协作能力，例如通过参加联合国组织的区域演练或全球演练，不断加强救援队伍的能力建设，为日后的国际救援作足准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希宁 胡宁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