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民间商会论坛在浙江大学举行

11月24-25日，2018中国民间商会论坛在浙江大学举行。本届论坛由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专家委员会、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浙江省商会)、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无锡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和浙江大学共同主办，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省商会发展研究院承办。来自全国从事商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民政及工商联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优秀行业协会商会代表等100余位嘉宾参加论坛。本届论坛以“改革开放40年，商会行业协会再出发”为主题，从商会行业协会助推经济转型发展、商会行业协会服务企业能力提升、商会行业协会脱钩后跨越式发展、商会行业协会实践与发展等角度开展深度讨论。

中国民间商会论坛活动始于2001年，由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倡议发起。论坛每年选择一个主题，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商会行业协会实践工作者和相关党政部门领导展开深入讨论。自2013年起，该论坛永久性落户浙江杭州，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联合有关单位、机构承办。

第一场讨论会：主旨演讲

11月24日上午8:30开始的主旨演讲讨论会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浙江省商会发展研究院院长郁建兴教授主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宋晓梧，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全国工商联原副秘书长王忠明，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廖鸿，无锡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研究所所长浦文昌，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巡视员隗斌贤，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沈永东先后发表了主旨演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宋晓梧作了题为“民营经济与民间商会”的主题报告。他指出，现在的民营企业家已经完全升级换代，他们对于新经济和互联网的理解、对业务的熟悉程度、对经济和国际贸易的认识已经超越了以往的民营企业家。现在民营企业数量达到了2700多万，注册资本超过了165万亿，在经济和国际贸易方面，民营经济发挥的作用非常巨大。他认为，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40年以来，中国取得高速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原因。他也指出，民营经济今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上半年“三座大山”压得民营企业喘不过气，意识形态的争论也使民营企业家感到压力巨大，先后有“离场论”、“改造论”等不同言论在网络上争论传播，但是网络使两派观点更加分裂而不是融合。直到下半年习总书记举行民营经济座谈会，给民营企业家吃了一颗定心丸，中央政府不同部门、地方政府也都纷纷表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宋晓梧老师强调，从高层到地方的表态并不意味着问题就此解决了，这场争论的结果还有待于观察中国实际发展进展。最后他谈论到民营经济与商会发展，他认为，在这场争论背后，商会并没有很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这点来说，商会在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还不够，商会该如何代表自己会员的利益，未来还需要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全国工商联原副秘书长王忠明作了题为“国际化：商协会发展再出发”的主题报告。从四川自贡古代盐运的历史考察中，他指出，哪里经济发达，哪里就有商帮、商会，并认为这折射出改革开放、民营经济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商协会是党政机关向社会放权的创新成果，促进了社会结构更加合理、稳健、丰富。他进一步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任何企业、组织、单位都要求国际化，都需要与世界对接，所以“走出去”必然包括商协会组织的国际化。而且，在“一带一路”加快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快构建的新时代，国际化、走出去应是各级各类商协会的“标配”、“规定动作”。要充分调动工商联所属4万多家商会组织和工商联系统团体会员中商协会组织“走出去”配置国际资源的积极性，促使商协会成为产能输出、资本输出、管理输出、文化输出的纽带、载体和平台。他还强调，要在“走出去”中寻求商协会高质量发展，要以高质量人才为基础，商协会要有德高望重、感召力强、业务精湛、人脉广泛、视野开阔的会长。同时商协会也要开放、学习，要充分利用好“一带一路”国际商协会大会这个新平台。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廖鸿作了题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主题报告。他首先介绍了民政部的组织架构以及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概况，进而提出，社会组织内部存在着规模较小质量待提高、专业人才不足、提供公共服务能力不强、内部治理不完善、工作人员兼职较多、党组织建设和活动薄弱、对政府部门依赖性强、少数从事违法违纪活动等问题，外部存在着“认识上存有误区、功能作用不清晰、公众认知度较低、法律体系不健全、扶持政策不到位、管理监督不严格”等问题。他还指出，十九届三中全会对社会组织提出了四点新要求，这体现了新时代对社会组织要求是多方面的，社会组织肩负着党和国家赋予的繁重而光荣使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之路。通过对近年来国家部委相关社会组织政策体系、法制体系全面而系统的介绍，他强调，中国社会组织要充分发挥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的作用，为促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和国家长治久安服务好。所以，未来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之路需要一手抓培育发展，一手抓监督管理，要构建扶持体系，加大培育发展力度;构建监管体系，加强自律管理力度;以此促进社会组织在现代化建设与国家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无锡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研究所所长浦文昌作了题为“改革再出发：创新收入模式助推经济发展——中外行业协会商会收入模式比较”的主题报告。他指出，近几十年来，国外行业协会商会普遍以服务为导向，创新收入模式，开拓创收服务，增加非会费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会费所占比重则稳步下降，国内一些优秀的行业协会商会也出现了类似趋势。他认为，这种服务逻辑使商会协会成为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商务服务公司，但同时，创收服务是提高行业协会商会自身服务能力的必由之路，可以增加收入、吸引会员、保持组织独立自主地位、促进政策倡导、得到交叉补贴的机会、激励商会协会员工。通过对日本中小企业政策、美国玩具协会、深圳钟表协会的政策案例考察，他认为，面向企业的创收服务将直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在对国内外行业协会商会收入模式比较的基础上，他提出，中国行业协会商会应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创造开展创收服务的经验，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开展创收服务，但是创新收入模式不能一刀切，要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循序前进。同时政府要为商会、行业协会开展创收服务提供良好环境，学界应为商会协会开拓创收服务提供相关业务咨询。

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巡视员隗斌贤作了题为“民营经济下行环境下的商会角色”的主题报告。他指出，当前我国民营经济下行表现在成本费用负担加重，融资难而贵，转型升级困难，A股上市公司董事长和高管出现大规模离职潮等。我国民营企业家成为了“最惨”的群体，而且民营经济面临着三座大山(市场的冰山、转型的火山、融资的高山)、三大困境(消灭限制民营经济的思想理论环境、公权用刑法手段强制剥夺民企人身与财产权益的法律环境、高度垄断限制民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三门障碍(政策执行中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进而他回顾了习总书记最近关于民营经济的五次讲话以及学术界关于民营经济的重要争论，认为民营经济“两个健康”(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关键前提在于理清政府(权力)与市场、国企与民企关系。最后，他强调，民营经济下行环境下商会要重新定位角色，要成为面对各种秩序危机的斡旋者、企业转型升级的助推者、行业创新发展整体行为的引导者、政府干预行为的制衡者，要重商、懂商、亲商、惠商(四要)，要会交流、传播、抱团、经营(四会)。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沈永东作了题为“商会在特殊时期的特殊作用”的主题报告。他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一方面是中美贸易战，另一方面是民营经济下行，国内外形势较为严峻。他进一步指出，行业协会商会作为经济组织的再组织，在中美贸易冲突与民营经济下行中将承担特殊角色。行业协会商会在整合资源、协调主体间利益、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共性技术平台、克服融资困难、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协调解决贸易纠纷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迁，行业协会商会不再仅仅只是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和协调者，更应该超越经济功能，发挥更多的政策倡导功能，包括参与贸易规则制定、参与贸易谈判、改善行业政策、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最后，他强调，在特殊时期，行业协会商会应发挥其特殊作用：一是筑平台，依托共性技术与公共服务平台;创办交易与展贸平台，对接国际市场;打造产学研平台，提升行业创新能力。二是促转型，推动“创意文化+”，促进传统行业向创意产业转型升级;利用“大数据”引领行业内部产业链生态圈;实现集群发展，打造行业品牌。三是拓市场，组织国际贸易展，抱团突围贸易战;引进来、走出去，提升产业国际化进程;占据高端市场、拓展海内外市场。

第二场讨论会：商会行业协会助推经济转型发展

11月24日下午2：00，论坛开展了主题为“商会行业协会助推经济转型发展”的第二场讨论会，本场讨论会由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贺绍奇主持。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家良教授、同济大学商会行业协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国华教授、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孙景明、温州市瓯海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工商联党组书记谢东分别作了报告。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家良教授作了题为“行业协会商会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作用”的报告。他指出，上海科创中心兼具要素集聚、经济增长锚点两方面的作用，是上海市发展的战略规划，行业协会商会在这一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他认为，当前，上海的行业协会商会在科创中心建设过程中发挥着服务政府、服务行业、服务会员、对外联动的作用，但仍然存在过于单一、规模制约、功能限制、法人单一、影响有限五个方面的问题。为了破解此困境，他强调，一要在法律框架内，稳步提升行业协会的行业性功能;二要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特别是行业协会商会)之间的关系;三是要着力重构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新秩序。

同济大学商会行业协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国华教授作了题为“行业协会商会信用能力：理论、政策与实务”的报告。他认为，信用能力是商会行业协会综合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商会行业协会获得社会公众信任的资本，可以划分为诚信资本、合规资本、简约履行资本三个层次。在此基础上，他简要概括了当前我国商会行业协会信用能力的主要特点和突出优势，进而从信用能力的视角，深入分析了商会行业协会如何联动不同利益相关方，并在现代市场化经济体系中发挥独特作用。最后，他结合我国商会行业协会信用能力的基本现状，提出“法律是商会协会发展的关键制度变量”的观点，建议应将法律建设作为推动商会行业协会协同治理与信用能力提升的关键。

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孙景明作了题为“深圳行业协会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报告。他指出，深圳市行业协会是伴随着深圳改革开放的历程成长起来的。在过去几年间，深圳结合本土现实，通过三大策略来促进行业协会发展，形成了行业协会发展的“深圳经验”：一是加快行业协会与政府部门脱钩等系列改革，为行业协会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二是健全内部治理结构，强化行业协会自治与自律能力;三是以社会组织联合党委为依托，不断增强社会组织党建。他得益于此，深圳市的行业协会日益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助推产业增值、助力海外交流与市场开拓、维护市场规范和秩序、创建品牌企业和推进经济质量提升等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并能积极地服务并融汇于各行各业的经济建设过程之中。

温州市瓯海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工商联党组书记谢东作了题为“‘四好商会’建设的瓯海实践”的报告。他介绍了瓯海作为浙江省改革开放和民营经济发育的重要阵地之一的历史和现实，并从四个方面强调了商会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具体的行为策略：一是“念好班子建设‘四字诀’”，即坚持从强化领导、优化分工、民主办会、关爱企业入手，打造服务型商会;二是“下好团结教育‘四招棋’”，即通过吸纳多样化企业、倡导主题学习、培养后备人才、承担社会责任，增强会员社会间的和谐与团结;三是“打好会员服务‘四记拳’”，即通过服务立会、积极履职、有序参政、法律援助四大措施，增强商会的整体活力;四是“立好自律规范‘四根桩’”，通过规章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增强商会和会员企业的自治、自律能力。

第三场讨论会：商会行业协会服务企业能力提升

11月24日下午3：30，论坛开展了主题为“商会行业协会服务企业能力提升”的第三场讨论会，本场讨论会由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主持。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贺绍奇、江苏省工商联调研员、江苏省民营经济研究会秘书长吴跃农、山东省电子商务促进会秘书长娄雷震、浙江晋江商会会长陈新生、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晞分别作了报告。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贺绍奇作了题为“引入社会企业家精神与机制，提升行业协会商会服务能力”的报告。他认为，社会企业家精神(Social Entrepreneurship)关注并倡导商业模式与社会目标的结合，作为一种由市场与社会部门共同酝酿的创新理念，社会企业家精神及其机制能够为行业协会商会的发展带来若干新的启示：第一，脱钩后行业协会商会应当利用社会企业家精神，加速去行政化改革，建设和完善脱钩后商会内部管理制度与体系;第二，应当用“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取代旧的官办协会“红顶中介”的“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第三，企业家精神还强调应当利用多样化目标、更高的价值追求、对商业性的开放化认知，进一步完善和提升行业协会商会的服务能力。

江苏省工商联调研员、江苏省民营经济研究会秘书长吴跃农作了题为“关于商协会促进民营企业守法诚信健康发展的思考”的报告。他回顾了我国经济制度演变历程，强调了改革开放以来，守法诚信的企业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市场经济秩序维护中的重要作用，并总结了新时代优秀企业家的基本特质和具体表现。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要以民营企业家为切入点，以公法和私德的有机互动为基点，以商会行业协会为平台，通过三个策略促进民营企业守法诚信建设：第一，双管齐下，兼施政治引领与制度建设;第二，上下联动，推进民营企业的诚信文化建设;第三，奖惩得当，营造诚信守法良好风气。

山东省电子商务促进会秘书长娄雷震作了题为“增强商会行业协会服务能力，助力经济转型创新发展”的报告。他针对商业行业协会“怎么配合政府工作”和“怎么服务会员组织”两大问题，分享了山东省电子商务促进会的工作经验。在他看来，商会行业协会一方面要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政策要求，依法合规办事，积极履行自身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另一方面，要特别重视企业对政策、资金和人才的需求，以需求为导向开展活动，提供相应的服务和支持。为此，商会行业协会应当努力搭建好服务和交流的平台，吸纳和整合不同会员企业的需求和利益，完善服务体系，拓宽跨界合作，促进生产要素的积极流动。

浙江晋江商会会长陈新生作了题为“发扬‘爱拼敢赢’晋江精神，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报告。他认为，尽管中央充分肯定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鼓励民营企业发挥活力，但是当前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发展依然面临着诸多考验。对此，他结合在浙的晋江市民营企业发展经验，进一步提出，为了破解困局，民营企业家应当发扬敢拼、敢闯的自主精神，为企业的生存开辟更多的空间。与此同时，商会和行业协会也应在此过程中承当更多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要完善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的功能，还要重点考虑如何为企业的融资、品牌建设、内部治理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服务。

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晞作了题为“两岸共同家园建设与行业协会融合发展”的报告。她基于新时期两岸关系持续变动的背景，总结了两岸行业协会交流面临的五大阻力：第一是政治的“不确定”;第二是制度的“差异性”;第三是社会的“认同度”;第四是经费的“不持续”;第五是关系的“不对称”。在此基础上，结合两岸(尤其是闽台)合作的现实状况，她提出了关于促进两岸行业协会融合的建议：一方面是要抓住三个重点融合领域，包括经济与自贸领域、文化与创意领域、科技与人才领域，制定合理的融合计划;另一方面是要构建三个共生协同机制，包括消除阻抑机制、环境诱导机制，以及共生动力机制，建设和完善两岸协同合作的生态体系。

第四场讨论会：商会行业协会脱钩后跨越式发展

11月25日上午8：30，论坛开展了主题为“商会行业协会脱钩后跨越式发展”的第四场讨论会，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郑成林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周俊、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罗文恩、温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张建民、浙江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宋晓清先后作了报告。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周俊作了题为“‘脱嵌’与‘再嵌入’——脱钩改革与政社关系新图景”的报告。她首先介绍了既有研究中的政社关系特征，认为新形势下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的关系有新的变化，并将之描述为政会脱钩改革中的“脱嵌”与“再嵌入”。其次，她介绍了后脱钩时代的党会、政会关系。最后，她描绘了当前政社关系的新图景，即逐渐走向“党治”+政府治理+代理人治理的社会组织的“三治融合”，并作了相应的理论解释。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罗文恩作了题为“后脱钩时代政府如何助推商协会发展——深圳福田的经验”的报告。他首先回顾了深圳行业协会脱钩的历史进程，提出了脱钩后政会关系的两个核心议题：如何对商协会进行有效监管和引导，促使其规范有序运作?以及如何在确保商协会依法自治的基础上，构建有效的支持体系，推动其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应有作用?进而他以深圳市福田区实践为案例，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论证回答。最后，他对“政府为何支持乃至依赖行业协会”进行了探讨，并描绘了脱钩后政会关系的新框架，即从内嵌到共生。

温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张建民作了题为“行业协会行政脱钩研究新进展评述”的报告。首先，他对脱钩概念进行界定，认为脱钩分为表层脱钩和深层脱钩，并给出了相应的解释。其次，他描述了表层脱钩的成败以及表层脱钩后的转型风险。最后，他就“如何走向深层脱钩”给出了几点建议：一是重构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二是明确行业协会的职能定位;三是明确转型方向及深层脱钩的里程碑。

浙江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宋晓清作了题为“超越‘政企桥梁’——中国行业协会商会的角色再定位研究”的报告。他提出：在全面深化改革时代，中国行业协会商会的角色应怎样重新定位，其角色转变又应如何实现的问题，进而他介绍了行业协会商会角色定位的理论与实践，并给出了中国行业协会商会角色定位的生成逻辑。最后，他描述了中国行业协会商会外部环境变化及其角色再定位：经济治理主体间的协调者(企业、市场、政府)，专业服务的提供者，企业、企业家共同体的建构者(群体归属、利益代表、文化建设)，资源整合者，即党建(组织与资源的网络)与互联网(信息的网络)的双重赋能。

第五场讨论会：商会行业协会实践与发展

上午10点，论坛开展了主题为“商会行业协会实践与发展”的第五场讨论会，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顾昕主持。温州市工商联副主席、党组成员赵文冕、宁波市奉化区工商联主席、党组书记汪仁芳、扬州大学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王晓燕教授、上海浦东国际金融学会副秘书长严同球、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周孜正分别做了报告。

温州市工商联副主席、党组成员赵文冕作了题为“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背景下的商会担当”的报告。他首先介绍了新时代温州市“两个健康”先行区的“三大目标”和“四大任务”的背景，以及温州行业协会商会在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八大贡献。他指出，温州行业协会商会助推民营企业转型发展的成绩可圏可点，但协会商会在发展中仍然存在缺位现象，不能满足民营企业转型发展对商会服务的需要。因此，温州市工商联今年4月率先提出温州市行业协会商会要由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总体上要实现商会工作的10个转变。最后，他提出了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背景下的商会担当。

宁波市奉化区工商联主席、党组书记汪仁芳作了题为“商协会管理体制改革背景下基层商协会转型发展的实践与探索——以宁波区域基层商协会建设为例”的报告。他首先介绍了商协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大背景。其次，他提出了商协会管理体制改革中基层商协会发展存在的问题。最后，他给出了促进基层商协会转型发展的几点对策建议：一是坚持政治建会，将党建植根于基层商协会工作，二是坚持团结立会，密切工商联与基层商协会的联系，三是坚持服务兴会，深化基层商协会会员服务，四是坚持改革强会，创新基层商协会发展机制。

扬州大学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王晓燕教授作了题为“商会党建工作研究”的报告。她首先对加强商会组织党建进行了理论探索。她认为，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可以视为新形势下党对国家社会关系的重塑加强党建也是社会组织提高合法性的重要路径。进而她选择了扬州市成立商会综合党委作为案例，介绍了地方实践的经验。她指出，无论是突破原有政府体制条块分割碎片化管理社会组织的局限性，还是通过新的政治激励机制重塑国家-社会关系，在现实与理想制度安排之间都存在着较大落差。所以，加强商会党建，任重而道远。

上海浦东国际金融学会副秘书长严同球作了题为“新时代背景下商会协会品牌营销浅谈”的报告。他从目前行业现状谈起，以长三角区域社会组织为例进行了具体介绍。他认为，我国商会协会组织内部存在定位不清晰、管理人才匮乏、造血模式失调、创新意识缺乏、市场营销单薄五个方面的问题，由此提出品牌营销的必然性。进而，他从商协会从何入手进行品牌营销进行了讨论，并从产品的理解，品牌的产品设计，如何整合优势资源三个方面给出了商协会品牌营销的几点重要建议。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周孜正作了“时间的引擎：深圳市钟表行业协会成立、定位与会长变迁”的报告。他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深圳市钟表行业协会三十年来成长经历，诸如协会的艰难成立，定位服务企业，梳理了协会选举的过程，协会会长人选的变迁。他认为，1987年成立的深圳市钟表行业协会获得的成功，不仅因为历届协会领导的正确、秘书处的辛勤和付出、会员企业的热心及行业的迅速成长，更重要的是协会内部透明、公正、民主的治理和运作，民主化和市场化是其成功的核心所在。

总结与闭幕式

五场讨论会结束后，论坛举行了总结与闭幕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浙江省商会发展研究院院长郁建兴教授对本届论坛进行了总结。

郁建兴教授总结道，每一年的论坛都能够听到来自从不同主体，不同角度、不同维度的声音，这是论坛最大的收获。今年论坛的主题设为“改革开放四十年，商业行业协会再出发”。没有回顾也就谈不上纪念，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价值观不仅仅是回顾，更应该立足当下，开创未来。本届论坛延续了以往几届论坛的风格，一是直奔主题，直接主旨演讲，不设领导讲话环节;二是学者和实务工作者的互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交叉;三是资深、年长的学者和领导宝刀不老，同时又有青年才俊加入。此外，今年与会代表除了来自往年固定的浙江、江苏、上海、广东、福建五省外，又加入了湖北和山东的代表，以后还将不断扩展。

郁建兴教授还回顾了以往每届商会论坛的主题。从“行业商会立法”到“改革开放四十年，行业商业协会再出发”，十多年间，商会论坛的很多想法和主张都已经变成了党和政府的重要政策。今年，在中美贸易战与民营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讨论行业协会商会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十分有意义。正是在这样时代背景下，讨论应对之策，构成了本届论坛的首要内容。宋晓梧教授在公开演讲和昨天的报告中都反思了计划经济和苏联模式，为民营经济张目。廖鸿局长指出商会协会作为重要的社会组织，既要扶持又要管制。王忠明会长提出了“国际化”作为社会组织再出发的路径。隗斌贤巡视员非常完整地刻画了民营经济下行这一现象，沈永东研究员则在这样一个制度背景下，对商会在特殊时期的特殊作用作了一个探索。总的来说，本届论坛对当前时代背景进行了比较完整的刻画，并给出了解决路径，这是本届论坛的鲜明特征。但是，也有多位参会者提出当前协会商会在政策参与、政策倡导方面存在不足。第二个方面，本届论坛在脱钩与党建、市场化方面有新的推进，周俊教授提到了当前行业协会商会的治理格局是“党治”加“政府治理”以及“代理人治理”，这与以往国家与社会二分法已经转向了党、政府、社会三分的新分析框架。对于行业协会商会所关心的党建工作，我认为第一个方面要“让子弹飞一会儿”，不用着急的把党在社会组织的地位、作用、机制等全部刻画出来，现在也没有人能刻画出来;第二个方面是协会商会组织可以做一些党建创新，对于协会商会组织来说要有生存智慧，对于学者来说，要去描述和刻画党建创新这个过程。第三个方面，就是社会组织的营利问题，在当代中国，市场化是非营利组织的康庄大道。所有这些都是新的议题，都有待后续的深入研究。

最后，郁建兴院长对协会商会研究的新议程做出了几点展望：第一是深入研究民间商会与民营经济的关系;第二是商会协会在特殊时期的特殊作用;第三是行业协会商会中的党建研究;第四是非营利组织的市场化;第五个是行业协会商会中技术赋权的研究;第六是国外商会发展经验研究。他希望与会学者与商协会实践者都能够在这些领域有新的进展和思考。

(文：虞志红、涂怡欣、陈绅/图：任杰)

编辑：卜元 审编：Q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