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举办2017年年会，共议推动乡村振兴举措

12月15-17日，由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主办、浙江大学承办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会2017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杭州举行，会议主题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三农工作”。

会上，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刘奇、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北京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贵等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作报告，共议推动乡村振兴的思路和举措。

乡村振兴要聚焦农业结构调整

“产业兴乡村兴，产业衰乡村衰。”叶兴庆指出，无论是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还是2005年中央提出的新农村20字方针，产业发展始终摆在首位，而在产业里面，最关键的是农业。叶兴庆表示，中国宏观经济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平台，已经转向一个中速增长平台，农业领域同样如此。1979年至2012年，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保持在4.5%左右，但最近几年，农业的增长速度在下降，2016年为3.3%。在转向新增长平台这一大背景下，农业也面临着产能透支、成本上涨、价格倒挂、农业增长动能衰减等突出问题。

怎么办?叶兴庆认为，应该沿着提高农业竞争力、提高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三条主线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中国农业的竞争力，首先要在成本和价格方面提高竞争力。改革的思路就是继续推行价补分离，比如，实行棉花和大豆的目标价格补贴，实行玉米的收储制度体系改革，改变原先政府托市收购价格里边所含有的收入保障功能，实现价格由市场决定，缓和价格倒挂程度。在降低市场价格支持的同时，需要加大一般公共服务的支持，包括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节水灌溉、农业科技、农业机械化。通过对这些领域的支持，降低农业生产者的直接成本。此外，需要发挥小规模农业的比较优势，把精力放在特色和功能上，延长产业链条、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发挥农业多功能性。

“第二条主线是要提高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找准绿色农业发展的支点。”叶兴庆说，近年来，中央已经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大对农业环境问题的治理力度。这些措施背后，就是在促进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边际产能的退出，因为现有的产能里面，有一部分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高成本产能。

“第三条主线是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需要通过改革来释放，抓好人、地、钱三个关键。”叶兴庆说，从人的问题来看，目前中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仍有27%，明显偏高。因此，需要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培养现代青年农场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农业职业经理人等新型农民;此外，要重视“城归”的作用，引导返乡、回乡、下乡，将现代科技、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引入农村。第二个是土地的问题，要以“小块并大块”为核心推进农田整治和承包地集中连片，对成员集体所有权、集体成员承包权、经营者使用权理性赋权。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实现“土地是用来耕种的、服务于农产品生产”这一目标。最后一个是钱的问题，从财政的角度要增量有困难，所以需要通过财政投入机制的调整，做好整合和撬动两篇文章。在财政资金之外需要更多地利用信贷资金，为新阶段农业农村发展提供金融方面的支持。

“乡村振兴，从农业的角度看，要聚焦强势农业的方向。优化农业结构非常重要，要‘加减乘除’一起做。”张红宇指出，首先，需要增加短缺的大豆和优质农产品、高端农产品供给。去年我国进口大豆8391万吨，今年1-10月进口大豆已经超过8000万吨，我国大豆的总需求量大约是1亿吨，这就意味着国内80%左右的大豆是来自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国外市场。其次，要减少玉米等低端农产品产出。2016年全国玉米总产量约4500亿斤，但需求量大约只有3500亿斤，多出了1000亿斤。所谓乘法，就是一、二、三产业要融合发展，延长产业链，保障供给链，提升价值链。这不仅是农业产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需要。所谓除法，就是实现绿色发展，以最小的投入产出最大的效益，而且这种效益不仅仅是经济效益，还要有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分子要大，分母要小。”

“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换过程中，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非常重要。”张红宇举例称，去年农村电商营业额已经达到了8945亿元，相当于去年农业增加值6.37万亿的14%，今年1到10月农村电商营业额已经超过8000亿元，势头非常好，解决了2000万人的就业问题。观光旅游休闲产业，去年吸纳了672万人的就业，创造的增加值达到了5700亿，相当于6.37万亿农业增加值的8.9%。即便是农业生产**业，去年年增加值也达到了2050亿。“这些新产业新业态从横向角度来讲，扩展了农业的边界，从纵向角度来讲，延长了农业的产业链条，使农业从物质生产开始向非物质产出转变，从平面农业向立体农业、从有形有边的农业向无形无边的农业发展。”

乡村振兴要聚焦农民增收问题

张红宇指出，增加农民收入是实现农民充分发展最重要的任务。2016年，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仍达1：2.72，实现城乡居民均衡发展任重而道远。

当前，增加农民收入最重要的是，促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背景下继续向外转移，大幅提高劳动力效率，这是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核心问题。其次，要瞄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减少贫困现象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方向。

“将农民组织起来是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法宝。”张红宇强调，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根据测算，农民参加合作社，社员平均增收大约1500元，农民参加产业化经济组织，户均增收3500元。“现代农业不仅是新型经营主体的专利，也要让普通农户有获得感。因此，在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过程中不能落下普通农户。”

李成贵认为，“通过限制农民权利来保护农民，在逻辑起点上是错误的。”要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就要继续坚持多予，根本是在资源赋权上要有所突破。当前，农村和城市的财富差距不仅仅反映在收入上，最重要的是财产差距，因为城市的资产流动、增值要快得多。而农村的财富蕴藏在资源和土地中，一方面，农村“空心化”带来大量资源闲置，如房屋、宅基地、校舍、操场等，还包括一些建设用地;另一方面，农村发展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却没有建设用地，配套厕所、停车场都成问题。如何为这些资源赋权，如何盘活沉睡的资产，实现资产的流动增值，这是农村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农业农村新动能的来源。

为此，李成贵提出了两种盘活土地资产的模式：一种是近郊出租模式，农民把闲置住房统一起来，成立住房合作社，引入商业资本，跟公司一起来经营，租给城里人，效益很可观。另一种是远郊土地通过增减挂钩方式，调节级差地租的收益分配，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过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所产生的指标;企业购得地票，可以纳入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增加相同数量的城镇建设用地。土地增减挂钩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交易空间，过去城乡一体化更多是靠政府推动，现在引入市场化机制，靠城乡主体的融合，盘活了农村资产。

乡村振兴要聚焦城乡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从农村的角度来看，要聚焦城乡融合发展。”张红宇说，中国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中国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农村首先要美，要宜居，在城镇化过程中，不可淡漠农村，要强化规划设计，保护建设并重，生产生活生态要兼顾，要加强乡村道路、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其次，要素要流动融合。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新的发展理念，区别于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要素向城市单一流动的做法，也区别于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单一城市资源向农村反哺的取向。城乡融合发展，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仍需向外转移，但城市的资本、技术、高素质人才资源向农村倾斜，实现城乡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是体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选择。

“乡村振兴首先需要观念转轨。”刘奇指出，观念转轨需要调整思维方式、调整价值认知、调整发展顺序。

第一是要调整思维方式。战争年代农村包围城市，建设年代农业支援工业，改革年代农民服务市民。长期的二元制度形成了重城轻乡或者说有城无乡这样的观念。倘若这种思维方式不转变，制度设计、资源配置还按照惯性思维、定式思维向前走，那么乡村无法振兴。

第二是要调整价值认知。首先是对乡村的价值认知，今天的乡村已经不是过去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不少条件好的地方已经成为了人们栖居的理想地、观光旅游的理想地、投资兴业的理想地。其次，调整对农业现代化的价值认知，农业现代化过去只考虑农业。事实上，农业是本体，农民是主体，农村是载体，必须“三体共化”，农业现代化才能实现。

第三是调整发展顺序。优先发展农业农村，要放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战略中看是否优先，放在城市农村这个大背景中看是否优先，放在市民和农民的大格局中看是否优先，放在一二三产业这个大结构中看是否优先。

在马晓河看来，农村公共服务依然是短板。近年来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条件改善最快的是城市一端，从地区看，差距较小的是东部地区，差距较大的是中西部地区。在公共品供给上，城镇投入多农村投入不足，城镇供给优质、结构均衡，农村供给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结构失衡。比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支出水平与城镇标准都有较大差距。此外，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严重，耕地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工业和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

“而且，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供给仍然短缺。”马晓河指出，这几年，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虽有进展，但还没有实质性突破。现有二元体制条件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土地市场交易流转、公共资源配置、生态环境治理等都受到了较大制约。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建机制、出‘大招’。”马晓河说，农村重要领域优先发展，建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优先配置机制，实施路水电气网生态环境等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优先;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优先配置机制，把对农村教育资源配置放在优先地位;建立社会保障城乡融合机制，基本医疗和基本养老首先实现城乡融合，实行同机构、同渠道、同标准，不断提高农村基本医疗、基本养老补助标准，最终与城镇职工标准接轨;放开土地市场，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实行与国有土地同权同市同价。

编辑：彭淑仪 审编：T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