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专家在宁探讨“社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我国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已达75万个，新时代他们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多元社会治理模式下，社会组织将如何创新?近日，首届爱德-河仁慈善论坛在宁开幕，来自中国、美国、英国等7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社会学者、社会组织代表共同研讨中国新阶段的社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参与社会治理潜力巨大

十九大报告中多处提到社会组织，强调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对于社会组织，将是重要的历史机遇。

“未来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社会组织的一员。”上世纪70年代开创社会组织发展研究学的美国波士顿学院名誉教授David Horton Smith说。他认为目前社会发展还有两个潜力没有得到充分挖掘：一是社会组织调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潜力，二是社会组织自身的潜力。按照国际标准，每千人应该拥有7个社会组织，那么全球至少应有5000万个社会组织。他说，2015年全球志愿者组织产生的社会价值高达1.348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的世界经济体。

最新统计表明，全国已有超过75万个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省民政厅厅长刘亚军认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未来中国将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实现更加均衡和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发展战略指引下，社会组织的发展潜力不可限量。

从“伙计”向“伙伴”转身

在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教授陈友华看来，十九大之后，在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治理中，社会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重任。新时代社会组织的新定位，应该从政府“伙计”向“伙伴”转身。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认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下，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离不开社会组织这个“伙伴”。国家社会关系新体制正在形成，即：“政府管控平台，平台面对组织，社会全面监督，组织依法行为”。政府从直接监管者，变成规则制定和调整者;社会组织获得更大服务空间。目前仅扶贫一项，全国每年就有10亿元的政府购买项目;上海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资金今年将突破100亿元。

但如何成为合格“伙伴”，我国社会组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爱德基金会副秘书长何文举了个例子——“六一”儿童节，一个困难孩子收到好几个书包，好几份“温暖”。这说明社会组织的管理能力和服务精准性亟待提高。近五年，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但明显存在三个发展不平衡：社会服务重城市、轻农村，而恰恰4000多万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重传播和募款，轻管理与服务，直接导致大量低效重复劳动;重简单易行的救助，轻系统长期的工程，使得资源简单粗放地向部分地区转移。“只有克服这些缺陷，社会组织才能取信于民，取信于政府，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驱动力。”

社会组织也需要“走出去”

与会学者认为，十九大报告对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更为明确的阐述，为今后社会组织开展国际人文交流，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指明了方向。目前国内已有不少社会组织迈出“走出去”的第一步。如爱德基金会使用自有资金开展海外公益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苏丹建立医疗点，中石化资助的社会组织帮助20个国家做援助共建，已形成自己的援助体系。

民心相通，更利于非盈利组织的国际化之路。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教授黄浩明介绍，过去五年，中国已成为净资本输出国，中国企业走出去了，社会组织更需要走出去。企业的优势是投资、搞硬件设施;而社会组织的优势是民生项目援助。特别是当前“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优质的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和有经验的社会组织去运营。

爱德基金会副理事长丘仲辉表示，信息化和全球化带来了新一次的社会组织创新浪潮，中国社会组织有能力在精准扶贫、教育创新、就业促进、社会福利、健康养老、生态环保、社区治理等领域输出更多创新理念。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则呼吁，国内的社会组织应主动与政府、跨国企业和联合国的各类组织对接，携手为更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提供社会治理的中国模式和中国路径。(唐悦 吕玥)

编辑：彭淑仪 审编：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