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央部署,北京扶贫支援地区包括河北、内蒙古、西藏、新疆、青海、河南、湖北7省(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90个贫困县级地区,它们多处于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和实施特殊政策区域,脱贫任务艰巨。
在持续推进的扶贫支援工作中,北京市各级各类社会组织踊跃参与、积极行动,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正如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北京市民政局局长李万钧所说的那样,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把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作为重要政治责任,加强领导、科学谋划,呈现了政府、社会、企业协同配合的良好态势。
北京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支援工作,在实践中形成了具有首都特点的做法和经验。
社会组织联合党委有效凝聚资源和力量
近年来,北京市着力推进行业协会商会综合党委社会组织联合党委工作,按行业、类别、领域组建了52家社会组织联合党委。联合党委成为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组织动员中心,有力动员和支持所属社会组织、广大党员积极参与脱贫攻坚。今年5月,北京市行业协会商会综合党委又专门印发通知,要求联合党委继续发挥政治核心和资源平台作用,引导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党组织的引领力、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北京市中关村社团第七联合党委书记、北京科技农业产业诚信联盟执行会长陈涛认为,联合党委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组织、成员单位企业参与,有力推动了扶贫支援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
北京市中关村社团第一联合党委动员所属46家社会组织,以多种“党建+”形式参与脱贫攻坚,党委书记、中关村社会组织联合会秘书长戴键表示:“通过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工作,更好地汇集凝聚了扶贫的力量和资源。”
结构性参与显著促进了扶贫精准化
2018年7月,北京市社团办(现更名为北京市社会组织管理中心)选出北京苹果慈善基金会等10家市级社会组织作为支持型组织,承担全市社会组织参与90个贫困县级地区脱贫攻坚组织、协调、服务等辅助性工作,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作为第三方对接10家支持型社会组织的沟通联络工作。在“1+10”社会化扶贫协作模式下,各社会组织发挥专长,结合扶贫受援地实际,因人因户因地因致贫原因精准施策,精准聚焦扶贫“最后一公里”;同时协助培育当地社会组织,逐渐打造一股“带不走”的脱贫攻坚社会力量。
“1+10”社会化扶贫协作模式的产生,标志着北京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支援从以前的自发零散状态变为整体结构性参与的局面,有序参与、精准扶贫自此成为北京社会组织扶贫的突出特色。
今年,北京市陆续推进系列专项扶贫行动,进一步展示了社会组织结构性参与扶贫支援的力量。“筑梦前行——首都社会组织集中捐资助学活动”,动员80多家社会组织筹集物资、服务等价值1400多万元,资助河北张家口和内蒙古乌兰察布等地的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边疆万里行——助力新疆挂牌督战行动”,动员社会力量助力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洛浦县20个深度贫困村脱贫攻坚挂牌督战工作,共有32家社会组织、1家民营企业参与,投入的378万元帮扶资金和捐赠物资全部拨付到位;“携手奔小康——首都社会组织产业、就业及消费扶贫活动”,动员引导全市社会组织帮扶湖北省解决滞销农产品销售和对口支援52个未摘帽县;“京津冀社会组织跟党走——助力脱贫攻坚行动”,把脱贫攻坚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两项国家战略加以统筹推进,全市1200余家社会组织在河北受援地区开展脱贫攻坚项目约1700个,捐资捐物4.6亿元。
探索建立阻断返贫路径的长效机制
2018年3月,北京光彩公益基金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一肯中乡大窝铺村确立了农业扶贫产业园建设项目。该项目以“合作社+当地政府资金扶持及公益捐赠+农户”的合作模式开展,让所有参与者绑在一起,劲儿往一处使,兼顾了当下脱贫与后续发展两方面的问题。2019年底,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大窝铺村67户贫困户206人全部脱贫,贫困人口年人均增收1300元以上。
“参与扶贫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专长,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的根本性问题。”北京光彩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华认为,解决扶贫工作“后三年”和“三年后”的问题,需要探索建立起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让所有参与方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充分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变“一次性捐助”为“可持续传递”。
北京市2018年出台《关于广泛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和精准救助的指导意见》《北京市社会组织参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行动方案》,将脱贫攻坚与精准救助两项工作通盘考虑、统筹谋划,通过政府救助制度与社会组织扶贫参与相结合,为困难群众托底护航,努力阻断返贫致贫路径。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北京市扶贫支援各项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据统计,2018年以来,参与脱贫攻坚的北京市区两级社会组织近3000家,开展项目3500余个,总计投入20余亿元。截至11月14日,已成功助力北京市扶贫支援的贫困县全部摘帽。
“结构”迸发力量
北京市引导动员社会组织参与对口扶贫支援工作,成效显著。北京的实践,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结构”在集结社会力量精准扶贫中的作用。正是结构性的力量,让社会组织能充分凝聚资源、整合力量,发挥出规模效应,劲儿往一处使,成功助力对口支援地区脱贫。
“结构”力量来源于社会组织联合党委的政治凝聚。52家社会组织联合党委是按照行业、类别、领域组建的,每家联合党委覆盖了50个左右行业性质相近的社会组织,让这些社会组织从分散的状态进入组合的状态,彼此拧成一股绳,形成集团式结构,可以成建制地融入到决战脱贫攻坚的对口扶贫支援工作中来,瞄准同一个目标发力。这样的结构变化,是以党建引领为保障的,“结构”的力量源于党组织的政治号召和凝聚。
“结构”力量来源于“1+10”枢纽平台的专业凝聚。北京市精选出11家社会组织,作为协调和联络中心,负责全市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组织、协调、服务等辅助性工作。广大社会组织结合自身优势和特点,在同一个协调和联络中心周围聚集,共同聚焦同类地区的同类扶贫项目,搭建起社会组织脱贫攻坚与政府行政体系有效对接、协调推进的专业化工作体系,在专业化旗帜下结构性凝聚了专业而精锐的社会组织扶贫力量,更容易实现某一方向的扶贫成效突破。
2020年系列“专项行动”突出发挥了结构性凝聚力。北京市将脱贫攻坚工作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疫情防控工作统筹结合,在捐资助学、助力新疆扶贫、产业、就业、消费扶贫等领域陆续推进五大专项扶贫行动,通过设置项目,动员引导相关领域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实际上是从党委政府统筹和专业化资源集中两个维度上进行的一次“结构”力量汇聚,充分展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首都强大动员力的区位优势。
在某一确定时空中,社会组织数量、规模是有限的,而根据一定规律把社会组织进行科学组合、编织,形成不同结构,就可能产生集团效应,迸发出巨大社会力量。这就是北京社会组织参与对口扶贫支援工作给我们的启示。
编辑:涂传博 审编:cheng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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